冤家及跟隨者散文隨筆

　　李卓吾堪稱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其著述之豐、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在中國古代可與之比肩者不多。尤其到清末民初和“五四”運動時期，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先驅的李卓吾再次引起人們重視，研究他的文字連篇累牘……李卓吾的知名度不斷提高，這種狀況直到現(xiàn)代。但無論如何，李卓吾身后的名望都無法超越其當世時，當時的李卓吾名滿天下，被稱為“法外教主”，上至萬歷皇帝，下至滿朝文武，罕有不知李贄（李卓吾）者，甚至很多平民百姓、販夫走卒都知道有這么個人，更別說當時學術界了。

　　那個時代信息傳播手段并不發(fā)達，很多學術思想都難以流傳，李卓吾一個中下級致仕官員，一個一般身份的學者，何以竟整出這么大動靜？李卓吾的出名與成名，在他自身原因之外就是他周圍的人際關系。李卓吾一生人際關系錯綜復雜，這里有他的親人，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敵對者，但機緣巧合，這些人要么成就了他，要么傳播了他，這才導致李卓吾并沒有像當時很多學者那樣：生時默默無聞，死后慢慢出名。李卓吾是預演了身后名望，當世時就已大名遠揚，不管這名聲是好是壞，也不論人們是褒是貶。

　　正是捋著李卓吾生平重要人際關系脈絡，筆者在前地已單篇論述了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耿定向兄弟、張居正、焦竑、馬經(jīng)綸、黃宜人、梅澹然等，在他們之外，還有一些人物關系對李卓吾也很重要，但或者資料有限，或者對李卓吾影響比較單一，故這里將他們做短篇匯集。這樣做不代表他們對李卓吾影響小，也不代表他們分量輕，他們與李卓吾的關系可能更重要，對李卓吾的影響也可能更現(xiàn)實。

　　鄧石陽

　　李卓吾一生交友無數(shù)，鄧石陽在其中關系特別，兩人學術思想和層次相去甚遠，不屬知己卻又接觸較多，這一切肇因于河南輝縣。鄧石陽河南衛(wèi)輝府推官任上到輝縣賑災，正遇李卓吾妻女在那里挨餓，時李卓吾兩個小女兒已相繼餓死，尚有長女和其妻在，鄧石陽知之，主動“撥己俸祿二星”（《卓吾論略》），并寫信到任署衛(wèi)輝府向同僚募捐銀兩救之，李卓吾妻子和長女因此得以活命……

　　這是多么大的恩德！活妻女性命之恩，李卓吾何以為報？從這一刻起，李卓吾便與鄧石陽結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緣”。

　　輝縣其時旱災嚴重，多少人都在生死邊緣，鄧石陽來此賑災，何以獨對李卓吾妻女這般恩顧？當然有特別原因：原來李卓吾與鄧石陽“有舊”。如此他該是李卓吾生平結交的第一個堪稱“朋友”的人。

　　然而這二人何時何地開始交往？遍查史料都說不清楚。鄧石陽（1521—1601）本名鄧林材，號石陽，又號鼎石，四川內江人，師從趙大洲。趙大洲乃是當時名臣，后累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趙大洲學術觀點屬心學泰州學派，鄧石陽據(jù)稱還是其“弟子班首”，但在學術觀點和學術成就上，這二人關聯(lián)不大，鄧石陽不僅學術層次不高，且學術傾向竟是程朱理學。這種狀況很多人覺得蹊蹺，其實明以程朱理學取士，學子們不管學宗何人，只要經(jīng)歷科考，程朱理學都是其學業(yè)基礎，包括李卓吾也不例外。學術方向終歸何處，屬于個人選擇，與師從何人沒有必然聯(lián)系，鄧石陽就是這種情況。

　　史載鄧石陽嘉靖四十年（1561）中舉，曾任青陽教諭，嘉靖四十三年（1564）遷河南衛(wèi)輝府推官。

　　關于李卓吾與鄧石陽輝縣之前交往，許建平《李卓吾傳》推稱：“鄧石陽黃氏（李卓吾妻黃宜人）認得，李贄（李卓吾）為輝縣教諭時，他是‘安樂窩’的常客，常與丈夫一起賦詩論學……”這一說法筆者以為值得商榷：一者李卓吾任職輝縣教諭，時間約為嘉靖三十四年到嘉靖三十九年，鄧石陽此時尚未中舉，他一個四川學子跑到河南來做什么？二者李卓吾任職輝縣教諭時未攜妻子，鄧石陽便是常來“安樂窩”，黃氏又如何認得？三者鄧石陽嘉靖四十三年才來河南衛(wèi)輝府，李卓吾嘉靖三十九年（1560）即已離開，他與李卓吾在輝縣交往幾無可能。那他們之前的交情究竟從何而來？

　　惟一可能就是鄧石陽中舉之后，來河南之前，也就是其出任青陽教諭時，時間應在嘉靖四十年到嘉靖四十三年之間。

　　此時李卓吾又在哪里呢？嘉靖三十九年李卓吾回鄉(xiāng)丁父憂守制，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離開泉州到北京吏部候職，嘉靖四十三年李卓吾再一次回鄉(xiāng)丁憂。

　　鄧石陽嘉靖四十年中舉后即補青陽教諭，這青陽絕不在北京，是以二人沒可能在北京結交。李卓吾第二次回泉州守制，途徑河南輝縣時只做短暫停留用以安置妻女，其時鄧石陽剛到河南為官，一個喪事在身火急火燎，一個初來乍到且只到衛(wèi)輝沒來輝縣，這么短時日二人也沒有結交的可能。如此二人之前若有交往，時間上只能是嘉靖四十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夏，地點因李卓吾在泉州守制也只能是泉州。查閱史料，明代泉州府領晉江縣，晉江有一重鎮(zhèn)稱永福里，這永福里即古稱“青陽”。

　　青陽以青陽山得名，明萬歷戊子（1588）科鄉(xiāng)試舉人李伯元曾撰《青陽志》，該志完稿于天啟四年（1624），明證青陽歷史悠久，且其稱在民間一直沿用�，F(xiàn)青陽亦為晉江市一區(qū)建制，與李卓吾故居離得不遠……鄧石陽這“青陽”教諭，很可能即任屬此地。

　　若此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李卓吾前在泉州丁父憂時，因遇倭患，泉州所屬官民都避難城中，新任“青陽教諭”（或俗稱，或低職褒稱）鄧石陽未到職所，先到泉州城上御倭；李卓吾丁憂父喪守制泉州，其時也以朝廷命官身份在城頭組織抵抗，一個舊任教諭，一個新任教諭，因此在城頭相識并有來往。二人當時或只是一般朋友，但囿于一城又累月經(jīng)年，于是這個叫鄧石陽的人，連李卓吾之妻黃宜人也“認得”了。

　　無考可據(jù)不妨暫以此論，李卓吾與鄧石陽在輝縣以前的交情大抵如此。不過或李卓吾以為這只是泛泛之交，或雙方都以為是泛泛之交，但鄧石陽為人敦厚，泛泛之交的朋友眷屬遇到危難，也能全力救助。人命關天時，鄧石陽這么做也自在情理之中，但這么做了以后，這二人之間關系也就再不是泛泛之交了。救妻女活命，一同救李卓吾之命，救命之恩李卓吾自當感恩戴德。

　　鄧石陽救助自己妻女，李卓吾當時并不知情，他自泉州丁祖父憂期滿再回輝縣時，才從妻子那里獲知其事。感恩戴德的同時，他對鄧石陽更必須以摯友相待了，如此鄧石陽成為他生平結交的第一個好友。

　　在此之前李卓吾沒有真正認可的朋友，更不用說好友，但諸如當初和鄧石陽一樣有泛泛之交的人一定不少，只有鄧石陽“機緣巧合”地發(fā)展成好友。大恩不言謝，感戴鄧石陽活命妻女之恩，李卓吾與之關系迅速升溫，滯留輝縣時，兩人已開始密切往來。

　　受二女夭折之殤，李卓吾大病一場，搬進了縣城不遠的白云山中避暑養(yǎng)病，在這里他又結識了趙永亨、陳藎、張士允、張士樂、傅坤等文人，時號“白云六友”，這是李卓吾明確地開始交友，但也只是一般“文友”。鄧石陽不在“白云六友”之中，當時與李卓吾的關系卻已在這些人之上。

　　其間鄧石陽到訪白云山中，也曾與李卓吾有過詩歌唱酬，其《早秋乘公務便訪李卓吾》七律為證：“出城載酒訪函關，十里肩輿度遠山。談道石床風韻寂，論心泉閣鳥聲閑。桃源花繞迷歸路，谷口煙濃擁去綸。我欲尋幽作新隱，禪堂深鎖白云間�！崩钭课岷推湟�，也作五律一首相答：“相訪過山寺，題詩欲滿山。野人驚瘦病，仙客喜開顏。落筆天將暮，舉頭葉可攀。行吟出樹下，云在意俱閑�！边@兩首詩以及“白云六友”等人詩作，后來都被刻碑留念，現(xiàn)立于輝縣市西25公里白云寺中。

　　李卓吾與鄧石陽這段交往時間短暫，但關系輕松親切，然不過舞文弄墨，較之與“白云六友”的交往相差不多。一班志趣相投的“文青”湊在一起，交往不深也沒有矛盾，這還在李卓吾“悟道”之前，自談不上“志同道合”，這關系屬“文友”加“朋友”，這朋友只屬于世俗層面。

　　這段時日二人交往時間不久，交流也還不夠深入，關系卻很是和諧。但這種關系一開始就有點錯位，一個以報恩為主題，一個卻以“情誼”為宗旨。盡管如此，若交往不長不深入，這種關系也可能一直很好地維持，怕就怕交往太過密切，那錯位就會暴露出來。恩人難作夫妻，恩人也難作朋友。錯位暴露也不可怕，若其后彼此觀點靠近，一樣可能越走越近，但若觀點相左呢？那就很難說了。好在這個風險當時不大，兩人都是舉人出身，一般官大不到哪里，全國那么多地方，官場又不由自主，李卓吾守制已滿即將出任新職，這兩人再撞到一起的概率微乎其微。

　　事實也正是這樣，兩人交往不過數(shù)月就分道揚鑣了，他們各走各的仕途，很多年都沒有再見。按照一般狀況，這兩人應該一直彼此掛懷，李卓吾更感念鄧石陽恩德，兩個人一輩子都可以做好朋友……然問題是這兩人“機緣”遠未結束，二十年后他們都已辭官致仕，竟非常巧合地又碰到了一起！

　　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卓吾在白云山中接吏部通知，出任北京禮部司務一職，他告別了鄧石陽，自此二人各奔東西。李卓吾在北京禮部司務任上開始接觸心學，之后北京、南京、姚安，一路成為了一個思想大家；鄧石陽則恪守官場規(guī)矩，克勤克儉地奉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理念，官也做得有聲有色。論官職兩人相差不多，李卓吾做到知府，鄧石陽做到知州；論學術兩人就不一樣了，鄧石陽恪守程朱理學，學術建樹有限，再相遇時，二人已差距巨大，無論方向還是水平。

　　萬歷十三年（1585），李卓吾因與黃安耿定向交惡遷居麻城，第二年（1586）鄧石陽之子鄧應祈出任麻城縣令，已辭官致仕的鄧石陽也隨兒子來到麻城，李卓吾與鄧石陽這對二十多年前就因機緣巧合結成的好友，竟又一次“機緣巧合”！

　　這一次，他們一個是當?shù)馗改腹俚?“父母”，一個是當?shù)馗改腹俚摹白用瘛�。這種關系倒沒什么，李卓吾既是當?shù)馗改腹俑赣H的好友，自不再是一般“子民”，從鄧石陽論，他也是父母官的長輩，豈不正好有個照應？但李卓吾卻反而計較起來。

　　麻城縣令知乃父鄧石陽與李卓吾的關系，又按對流寓地方致仕官員的禮數(shù)，主動致函李卓吾問候，李卓吾在回函自稱上就犯起了算計：“侍生”倨傲，“治生”委屈，終以“流寓客子”復之。李卓吾研究者多以此舉是其欲擺脫地方官“約束”，這個說法沒錯，但筆者覺得或還有更深一層含義，他在這里可能更針對鄧石陽，意在提醒他不要管他理論是非，不要攪入他與耿定向的爭論之中。

　　李卓吾與鄧石陽盡管二十年沒見面了，但作為老友，彼此學術觀點多少有所了解，這種了解甚至早到同在泉州城頭抗倭，以及在河南輝縣短暫相處時，盡管李卓吾那時還沒有接觸心學，但他可能了解鄧石陽學術取向，甚或當時他們的某些觀點就不一致，否則他們之間的關系可能更好。有說鄧石陽此時又拜了耿定向做老師的，這二人觀念上的差異就更大了。李卓吾自知與鄧石陽關系“特殊”，他希望與之維持好友關系，不想在觀點上與他爭論，那樣自己無疑會很棘手。

　　鄧石陽肯定沒明白李卓吾這層意思，因為不久他就趟進了耿李論戰(zhàn)的渾水。

　　一對多年老友異地重逢，一開始的親切往來必不可少，但在李卓吾眼中，地方官的父親一同于地方官，這個交往一定要把握分寸。然而不久就來事了，周柳塘有意辦個書院成立個講學會，但其弟周友山與他辦學觀點相左，會長人選就成了問題。兄弟倆都不適合了，耿定向或李卓吾選一也不適合，周柳塘想來想去就想到了鄧石陽，不論鄧石陽學術如何，地方官父親的地位非常合適。

　　李卓吾聞聽，卻堅決反對，學會的事因此黃了，周柳塘不樂，鄧石陽也心中怏怏，二人都不明白，李卓吾這是不想鄧石陽介入紛爭。不過這種事自己不明白別人是攔不住的，沒過多久還是整出事端來。

　　耿李論戰(zhàn)中，耿定向拋出鄧豁渠。

　　鄧豁渠鄧石陽太熟悉了，他與鄧豁渠本就是同族，鄧豁渠隆慶元年（1567）流寓河南衛(wèi)輝府時，曾住過鄧石陽府衙，鄧石陽生活上對他幫助很多，但對他思想言行多有不滿。這事李卓吾可能早就了解，這或者也是他不想鄧石陽攪入耿李論戰(zhàn)的原因，鄧石陽觀念上顯然不是自己這頭的，與之爭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與他這“特殊”關系，弄不好自己更會被人罵作“忘恩負義”�？墒沁@事由不得李卓吾，鄧石陽一見爭論起鄧豁渠，誰都攔不住地攪入了戰(zhàn)團！

　　此事耿定向故意可能性極大，但鄧石陽卻是個敦實君子，是非對錯不容私情，對李卓吾的勸伐就此開端。面對恩人、好友責難，李卓吾苦不堪言！也只有耐下心來解釋分辨，奈何鄧石陽學術上也欠火候，連佛家“真空”十六字真言都不清楚，李卓吾不得不一邊講解一邊辯解，還要態(tài)度委婉，生怕傷到對方。

　　這鄧石陽卻不知進退，“請教”不斷。李卓吾不勝其煩，不得不賭咒發(fā)誓：“吁吁！二十余年傾蓋之友，六七十歲皓皤之夫，萬里相逢，聚首他縣，誓吐肝膽，盡脫皮膚。茍一蔓衷赤不盡，尚有纖芥為名作誑之語，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劫為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報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v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保ɡ钭课帷斗贂�?復鄧石陽》）這意思說白了就是：您是我的恩人，求您放過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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