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讀后感范文
讀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的視野一定開拓了不少，此時需要認真地做好記錄，寫寫讀后感了。現(xiàn)在你是否對讀后感一籌莫展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史記讀后感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史記讀后感范文1
在悠長的古代文學史中，我們并不缺乏具精神原創(chuàng)性的大師。孔孟、老莊、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曹雪芹……他們的名字足以與日月同輝，彪炳千古。然而在當下的教育中，這樣一些凝聚著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卻日益離我們遠去，除經(jīng)院中的學者、教授們閱讀、研究外，已是鮮有人問津。真正的大師不只是來“宴大賓”，傳統(tǒng)文化需要普及，需要“平民化”。這對于精神缺鈣的一代，顯得尤其必要。新課標的提出恰逢其時地為弘揚傳統(tǒng)文化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新課標規(guī)定：高中階段選修課必須占有相當?shù)谋戎�。這一規(guī)定使我們暫且可以從高考的陰影中走出來，堂而皇之走進大師，閱讀經(jīng)典。
那么，在高中階段應(yīng)開設(shè)哪些選修課？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哪些論著最有價值，最值得一讀？這是個眾說紛紜，無需定論的問題。然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當短小精悍的《論語》、含蓄蘊藉的唐詩宋詞、百科全書式的《紅樓夢》等成為學生與老師的首選對象時，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卻往往被棄于思想的角落里。究竟《史記》該不該讀，讀什么，怎么讀，這樣的問題在新的教育背景下不得不提到了日程上來。
或許我們應(yīng)當換一種眼光重新審視兩千多年前的這部著作了。
“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史記》，集先秦、漢初文化之大成，《尚書》、《國語》、《春秋》、《左傳》、《國策》、《論語》、《孟子》、《莊子》、《荀子》等先秦典籍，皆可從中找到影子。比如一萬來字的《論語》，差不多都被司馬遷引用盡了。從這種意義上說，《史記》就是一座先秦時期的圖書館，它詳盡地記載著那時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律、醫(yī)學、天文學等的成就，窺一斑可見全豹。而較之先秦諸作，它在形式上又有許多的優(yōu)越性。首先，語言的淺顯。司馬遷將書面語與漢代生動的口語糅合在一起，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語言風貌，清新，樸拙，更淺顯，更口語化，也更易被今天的高中生理解與接受。其次，情節(jié)的奇特。清人袁枚說：“史遷敘事，有明知其不確，而貪其所聞新異，以助己之文章，則通篇以幻忽之語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讀史者不可不知也�！保ā峨S園隨筆》）生性“愛奇”的司馬遷在敘史時，仍不忘著上荒誕一筆。《五宗世家》記載臨江王劉榮被其父漢景帝謀害，后“（劉榮）葬蘭田，燕數(shù)萬銜土置冢上”�！妒酚洝分蓄愃七@樣的浪漫主義筆法還有很多，垓下之圍、趙氏孤兒等故事皆絕妙之極，傳為美談。在二十四史中，《史記》是最富文學性的一部，它更像是一部歷史故事集、歷史小說集，其情節(jié)的曲折、生動與學生的審美興趣不謀而合。最后，體例上的相對獨立性�！妒酚洝芬话偃且粋�統(tǒng)一的整體，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互為經(jīng)緯，貫通全書。但同時，每一篇又相對獨立，有鮮明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它猶如一篇篇情節(jié)曲折的短篇小說，又如一首首耐人尋味的精美詩篇，讀者自可從中任選一篇率性而讀，并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對不具備充裕的閱讀時間的中學生，這無疑是最好的形式之一。此外，《史記》的悲劇性、抒情性等也都符合高中階段學生思維的特點，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v然我們無法拒絕《詩經(jīng)》、《論語》、《孟子》、《紅樓夢》等等優(yōu)秀的古典作品，它們同樣是中華民族文化與精神的載體，然而今天之所以要獨鐘于《史記》，卻是與學生的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當下的閱讀現(xiàn)狀、我們的教育理念等分不開的。
當然，《史記》130篇，并非每一篇都適合高中生閱讀。閱讀有兩種，一種是無功利性的，為了愉悅自我，陶冶性情；而另一種是帶研究性的閱讀，這是專家學者們考慮的事。我們開設(shè)選修課，閱讀《史記》，不是僅僅為了某種知識性的獲得，不是為了記住幾個煩瑣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而是從中欣賞體驗，汲取一種精神養(yǎng)料。當孩子們今后面對困境時，能從忍辱負重的司馬遷處獲得一種力量，這才是我們教育的最終目的。讓學生從小結(jié)識這樣一些精神大師，并與之交流，掌握一種做人、做學問、看世界的方法，這才是受益終身的東西。按照這一思路，五體中書、表可暫且擱置一旁，其他112篇人物傳記，則可以任意選出一篇慢慢品味，或挑自己感興趣的歷史人物事跡來一睹為快，總之，不拘一格，因人而異。
接下來就是怎么讀，也就是怎么教的問題了�；仡櫸覀円酝奈难晕慕虒W，逐字逐句地串講，把文學作品肢解成一個個實詞、虛詞和一串串特殊句式。于是《鴻門宴》等精彩的篇章就在逐段分解、串講中，喪失了它的靈魂，遠離了閱讀的本質(zhì)。文學是人學，文學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學生的生命質(zhì)量和對生命的感悟，這也可以說是開設(shè)《史記》選修課的目的。具體而言，其一是認識人生。一部《史記》，記載了四千多個人物，其中重點描繪的'有一百多人，上至帝王將相、皇親國戚，下至商人、平民、婦女、倡優(yōu)。一個人就是一部書，從這些個性鮮明的典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讀到很多東西。伯夷、叔齊的積仁潔行，屈原的以身殉道，勾踐的臥薪嘗膽，殘忍的呂后，狡詐的劉邦，阿諛逢迎的叔孫通、公孫弘……其中人性的善惡美丑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它教會我們?nèi)绾巫鋈耍绾翁幨�。其二，認識社會�！耙允窞殍b，可以知興替”。今天我們緬懷歷史，更主要的是要從中“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確立自己的價值觀。黃帝湯武所以興，桀紂二世所以崩的治世之道；盛極一世的秦始皇臨終竟與鮑魚為伍的慘景……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史記》不僅為我們展現(xiàn)了從黃帝到漢武帝這三千多年的歷史舞臺，同時也是我們了解當今社會的一個小窗口，它對我們今天的治人治國仍頗多啟迪。其三，掌握一點讀書、做學問的方法�！妒酚洝返耐瓿墒菚r代的產(chǎn)物，同時又與司馬遷個人的努力分不開。司馬遷十歲時就能誦讀《左傳》、《國語》、《世本》等古代典籍，后又受業(yè)于今文學派大師董仲舒、古文學派大師孔安國。通過多方的學習，司馬遷掌握了豐富的歷史人文知識，成為一名融貫古今的大學者。二十歲以后，司馬遷離開家鄉(xiāng)，壯游全國，前后十幾年間，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這，不是純粹的游山玩水，而是以訪尋歷史文化遺跡，收集歷史資料為目的的學術(shù)田野工作。每到一處，他都認真細致地向當?shù)厝嗣窳私馇闆r，實地考察，確保其著作的真實性。“讀萬卷書，行千里路”是司馬遷在學術(shù)工作上的真實寫照，這兩點對于今天的高中生來說，尤其重要。
這三點的學習，不是幾個實詞與虛詞的精講所能窮盡的，也不是幾篇課文，幾節(jié)課的選修就可了事的。對生命的感悟，對經(jīng)典的閱讀，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這是一輩子的事�！耙磺袣v史都是現(xiàn)代史”，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是為了讓后人引以為戒，明善惡，辨是非。同樣，我們今天讀史，不是為了考試，不是為了裝點自己的門面，而是從大師那里汲取精神養(yǎng)料，獲取如何生，如何死的永恒之物。
德國的著名文化教育學家斯普朗格曾說過：“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東西，而是要把人的創(chuàng)造力量誘導(dǎo)出來，將生命感、價值感‘喚醒’�！遍_設(shè)《史記》選修課，其目的也正在于開啟學生的思維，喚醒其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教會他們學會學習，學會生存。當然，經(jīng)典的閱讀不是一兩個學期的選修就能完結(jié)的，這是一項終身的工程。盡管以上的構(gòu)思還只是一時的暢想，但我堅信事在人為，新課標，新課程，新語文，需要付出新的教育實踐。
史記讀后感范文2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jīng)常倒霉，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于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并不在于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干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于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xiàn)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總結(jié)；晚于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diào)查采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diào)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xiàn)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它幾乎都看過。我們現(xiàn)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類，主要屬于經(jīng)、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jīng)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jīng)戰(zhàn)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淀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shù)術(shù)、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屬于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nèi)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jīng)、子，啟史、集）的關(guān)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jù)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zhuǎn)移后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jù)，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于“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后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系為經(jīng)”，“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并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gòu)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tǒng)攝后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于結(jié)構(gòu)性描述。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tǒng)論”，春秋戰(zhàn)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lián)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yīng)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jié)省筆墨，存真闕疑，盡量保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fā)現(xiàn)，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nèi)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盡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當然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學術(shù)背景和創(chuàng)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shù)史”，那么《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為什么呢？因為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里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zhuǎn)于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nèi)俱焚、汗發(fā)沾背的心理創(chuàng)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墻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于魯迅所說敢于“撫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舍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zhí)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后，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fā)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yè)。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并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于文學、藝術(shù)、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shù)”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jīng)歷有關(guān)。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贊語中發(fā)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贊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就連當時的可怕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有關(guān)，《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wèi)將軍傳》的前邊）。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這種省略是出于“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但他在贊語中說：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讀者若拿這段話去對比一下蘇建評衛(wèi)青的話，所謂“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wèi)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于“有言”嗎？
漢代以后，“衛(wèi)將軍”只見稱于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于民間。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精品展，其中有塊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圖一），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
史記讀后感范文3
關(guān)于西方文學的來源，好像有種說法是脫胎于吟游詩人的說唱故事。而中國史官的來源卻很明確，是探查宿命的星官。我覺得嚴謹?shù)恼f來，《史記》還是不太好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分析的。雖然她在文筆上有文學性，也可能確有作者個人主觀意圖的表露，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對既成事實的收集與記載（不管獲得的歷史資料是否真的是“事實”，至少史家總是努力尋求的）。
一方面，大型通史的史料來源是數(shù)代人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即使整理者是史家個人，但其讀者主要針對的也并不是大眾，而是當時的政府與高級知識分子階層，目的是以史為鑒。所以史書必須把“果”的詳盡展示放在首要位置，并予以最大尊重，至于“因”，以及“因”與“果”的聯(lián)系，那可以由讀者來分析推測，史家有參與探討的自由，但并不是他的責任。而除歷史小說外的文學作品正相反，即先有創(chuàng)作動機的“因”，后有內(nèi)容的充實“果”。正是本著這個實際的出發(fā)點，正史書還是不能當作一種發(fā)自個人的心靈訴求的“創(chuàng)作”來看待的。
和《左傳》《資治通鑒》等可信度較高的編年體史書相比，《史記》之所以顯得更有文學性，因其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形式，對歷史人物的描述方式是跨時間維度的單獨列傳。所以司馬遷不得不對人物的人生歷程有一個線性的展示，凡在當時得到公認的重要事件以及結(jié)局，他要設(shè)法以一種宿命的方式連接起來，并把當時別人對該人物的說法填充進去。即使在這個“連接”過程中有所發(fā)揮，那也是要參考一下是否符合當時的普遍看法。從《太史公自序》里對自己年輕時四處游歷的描述，以及對繼承史官父親遺志的強調(diào)，就可以聯(lián)想到司馬遷所秉承的著書態(tài)度。
那《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伍子胥列傳》、《魏公子列傳》、《淮陰侯列傳》、《刺客列傳》等名篇里，怎么看待司馬遷對部分事件的大篇幅化以及對私人對話的詳細描寫呢？我覺得司馬遷是有一定發(fā)揮，但依然是有具體依據(jù)的。首先，作為史官能夠查閱到的史料在當時肯定是全國最豐富的了，其次，當時對歷史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只一兩位，而是文人卿士階層普遍的知識儲備，民間對感興趣的歷史人物還會有各種傳說，所以對一個事件的描述往往可以有很多種途徑獲得，而且在司馬遷接手前應(yīng)該已經(jīng)開始文學化了。而司馬遷要做的就是，揀選出其中比較能貫通人物的宿命感，并符合當時人們的思考邏輯的那些史料與說法。
譬如，司馬遷對項羽，陳勝，刺客，游俠的部分肯定，對當朝的高祖劉邦的缺點展示，似乎在二十四史里后無來者，實際與當時儒家還未成為統(tǒng)治性的社會觀念有關(guān)。當時的社會本來就還殘留著重義好俠的風氣，況且武帝時期距離秦漢之際也就百年上下，是司馬遷上三代至四代的人所親歷過的。所以，劉邦的阡陌出身與大大咧咧，項羽的赫赫戰(zhàn)功與威懾力，還在當時老一輩人里記憶猶新，這就像我們對建國初期乃至民國時期的回顧依然是一種集體記憶，即使是傳說故事，仍然是一種“集體傳說”，而司馬遷便是這一“集體傳說”的匯總與記述者。如果有很多細節(jié)是他虛構(gòu)而與“集體傳說”不符的話，當下就會引起廣泛質(zhì)疑，不可能得到長期的認同。只不過西漢對社會的思想禁錮還不算嚴酷，《史記》也還是半官史，半私史性質(zhì)，所以“官方善惡史觀”的味道還不濃。
又譬如，《刺客列傳》作為對社會下層人物的事跡描述，照理除了刺殺過程外，其他細節(jié)尤其是人物間隱秘的'對話應(yīng)該是不容易流傳下來的，可司馬遷依然對每個刺客都有比較清晰的人格展示，這似乎有點傳奇的味道。但要考慮到他們的刺殺對象都是當時處于社會頂層的統(tǒng)治階級，因此社會影響大，各個階層的人都會有所震動。尤其是民間底層的弱勢群體更是會對他們的勇氣傾慕有加，從而使他們的事跡能夠長期經(jīng)口頭流傳，并讓其性格描述越發(fā)完善，英雄色彩越發(fā)豐富。而荊軻刺秦（前227年）雖是戰(zhàn)國末期，卻離武帝時期（前141~87年）才百年左右，刺殺的又是未來一統(tǒng)天下的始皇帝，這就像西安事變一般是婦孺皆知，太膾炙人口了。各種正史、野史乃至傳說性質(zhì)的史料來源自然是多如牛毛，層出不窮，完全足夠司馬遷揀選整理出一套相當完整的線索了，此即典型的較有可信度的“集體傳說”。
因此《史記》中絕大多數(shù)的篇章依然是對人物事件的記錄，除開修辭造句方面的文學形式外，其敘事上的文學性則多是歷史的結(jié)晶，而非純粹個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對于戰(zhàn)國末期到武帝時期，由于史料較豐富且口耳相傳，則人物故事既詳細生動又比較前后一貫。一些人物的名言與慷慨悲歌不管真實與否，應(yīng)該也是在社會上早已流傳的了。而越往遠的年代推，如果史料與傳說已殘缺破碎到無法把人物描述前后貫通了，則司馬遷就會提醒讀者是否為傳說故事，并會把不同說法羅列出來。只是在春秋至戰(zhàn)國初期這一最容易把傳說與史實混攪的尷尬時期里，可能司馬遷自己也把一些傳說故事當作信史來看待了，才會難得出現(xiàn)像“趙氏孤兒”這樣的在過程上有相當虛構(gòu)性的“完整故事”。
當然，司馬遷畢竟是人，而且是史家中少有的經(jīng)過了極殘酷的肉體打擊后繼續(xù)掙扎著活下去的精神破缺者。由于時代與個人條件所限，他沒有為抒發(fā)內(nèi)心的悲憤而專門去創(chuàng)作一套完整的文學作品（當時承擔這一任務(wù)的文學形式主要是詩歌）。但在對大量史料的編篡整理中，當遇到一些歷史人物的具體細節(jié)與他的人生經(jīng)歷與心理掙扎有強烈的共鳴之處時，他確實會進行偶爾的大肆發(fā)揮。
譬如，在《伯夷列傳》里，對司馬遷對伯夷叔齊的事跡敘述只占了小部分，卻罕見的用更大篇幅表達了自己對所謂無德者多安享富貴，有德者多遭遇災(zāi)禍這一“不可勝數(shù)”的現(xiàn)實的感嘆，乃至發(fā)出了“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這一強烈的質(zhì)疑。這顯然是對自己和李陵的遭遇的映照。
而“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這段更是一副與古人同病相憐的心理寫照！并隱含表明了自己要為“同道人”著書立傳而揚其名于后世，由此，通過這種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而為自己對現(xiàn)實的悲憤給予一定的慰藉。
含有個人情緒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則莫過于《淮陰侯列傳》里蒯通對韓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說細節(jié)了。這段兩人間屏開左右后私下里游說“反漢”的文字詳盡地竟然達到千字以上，在《史記》里顯的尤為醒目！顯然有著司馬遷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從客觀的角度來對天下大勢進行分析，提醒韓信擁有鼎足天下的良機。韓信表示感懷劉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棄義。
于是蒯通又舉出大量的實例對君臣關(guān)系進行分析，警示韓信功高蓋主必遭猜忌，過去再有君臣之恩、親友之情、朋友之義，都難免在利益面前徹底翻臉，化友為仇。終于發(fā)出了“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這一名言。這段游說對讀者而言針對的已不只是韓信與劉邦兩人間的關(guān)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膽揭示整個君臣體系的本質(zhì)所在，明顯帶有司馬遷對個人際遇的強烈感悟了。
而韓信依然猶豫不決。于是，蒯通干脆從主觀的角度把他對事成者的觀點和盤托出�！肮手邲Q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shù)，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笔裁慈柿x道德都是次要的，關(guān)鍵是抓住機會，當機立斷。說到底，有野心，敢行動，搶占實際利益才能成大事。這無疑把掌握生殺大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的本來面目與成功秘訣徹底的揭露在讀者面前。
由此觀之，司馬遷之所以用這么多篇幅詳述了蒯通的游說內(nèi)容，一方面對韓信有著相當?shù)耐�，為他錯失良機而可惜，另一方面更是用春秋筆法對統(tǒng)治者的陰暗面進行了一次憤懣不已的揭露。
作為一個史官，更由于在人生后期作為一個沒有人身自由的宮人，司馬遷實際是沒有進行個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自由的。所以他唯一留下的私人文字《報任安書》才如此珍貴，其中的肺腑之言才最具文學味道。而后來的正史著者，尤其從唐朝開始，要么是吃官飯的，要么直接就是當朝上層官員，從內(nèi)容的靈魂上講，與文學精神可說是兩不相干了。
傳奇，戲曲，歷史演義故事乃至匯合而成的小說作品由于服務(wù)的對象不再只是士大夫與統(tǒng)治階層，而是包括了平民在內(nèi)的各階層人群，很多作品也先是以手抄的方式私下流傳，這才開始了作者的個性化和針對讀者的商業(yè)化，其故事性才更值得研究，也更容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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