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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的三教觀
梁武帝蕭衍(464—549),南朝梁開國皇帝,在位48年,崇信佛教,甚至戲劇性地三次假意舍身寺廟,最后由臣下贖回,也正因此,后人往往用佞佛來評價他。然而在他佞佛現(xiàn)象的背后,不僅沒有忽視儒學和道教,而且堅持三教兼存的政策,并有意用佛教的形式來服務儒學,把佛教納入自己統(tǒng)治的軌道! £P于三教的看法,梁武帝有兩處自述。一處在《會三教詩》中,梁武帝這樣敘述自己的思想歷程:“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jīng)”;“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廣弘明集》卷三十上)。照詩中說,梁武帝的思想由儒入道,最終歸向佛教。還有一處在天監(jiān)四年(505年)四月八日梁武帝下詔說:“弟子經(jīng)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fā),棄迷知反,今舍舊醫(yī),歸憑正覺”。在同月十一日的《敕舍道事佛》中說,“大經(jīng)云:‘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內……老子周公孔子,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圣”。依此說,梁武帝經(jīng)過比較之后,認識到孔老邪道,自己舍邪入正,最終歸向佛教,與儒道斷絕了關系,佛教才是他最后的歸宿。然而考諸事實,并非完全如梁武帝所說的那樣。梁武帝說早年學習儒學,博通六經(jīng),確如此!读簳の涞奂o下》記載他“少而篤學,洞達儒玄”。而他說自己由儒轉為學道,便與“耽事老子,歷葉相承”之說不一致了!端鍟-經(jīng)籍志》云:“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逾甚!绷何涞奂災咸m陵,亦屬三吳及邊海之際,“歷葉相承”,世代信奉道教,梁武自小受此影響,不足為奇。而他所說的“晚年開釋卷”也只是一種文學手法,早在蕭齊時,齊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梁武帝與沈約、謝胱等知名文士并游,號稱“八友”,齊競陵王本人尊崇佛教,曾與范縝辯論過神滅論,梁武帝不免受此影響,在稱帝后,梁武帝也曾與范縝進行過神滅論的辯論,這都說明他并非到晚年才“開釋卷”。可見梁武帝接觸三教并沒有時間上前后相繼的關系。 至于梁武帝所說的孔老都是邪見,佛教才是正道,自己棄迷反正的自敘,對照他的所作所為,更不可信。天監(jiān)四年(505年)春正月,即舍道事佛一年后,梁武帝置五經(jīng)博士各一人,下詔日“二漢登賢,莫非經(jīng)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jié)罔樹,抑此之由”(《梁書·儒林傳》序),表達了對儒學受玄學沖擊而致淪歇的不滿,有重振經(jīng)術的意圖。同年六月,梁武帝立孔子廟。天監(jiān)七年(508年),下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學受業(yè)。天監(jiān)八年,詔曰:“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間辟館,造次以之……其有能通一經(jīng),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后,選可量加敘錄!碧毂O(jiān)九年三月“幸國子學,親臨講肆”(《梁書·武帝本紀》),冬十二月再次幸臨國子學,策試胄子。中大通四年(532年),專門設《孝經(jīng)》助教一人,生十人,專講梁武帝所著的《孝經(jīng)義》。梁武帝本人的儒學修養(yǎng)也相當深,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禮儀志》、《梁書·本紀》的記載,梁武帝關于《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孝經(jīng)》、《禮記》等儒家經(jīng)典都有著述,而且對禮制有很第一文庫網(wǎng)深的造詣,曾多次于殿庭上廣引禮書,決斷禮制。正是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導下,儒學得到了大的發(fā)展!赌鲜贰と辶謧鳌份d:“逮江左草創(chuàng),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功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至梁武創(chuàng)業(yè),深愍其弊”,在采取一系列重視儒學的措施后,“懷經(jīng)負笈者云會矣”,于是“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而陳朝儒學“蓋亦梁之遺儒”,對梁武帝時期儒學的發(fā)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北齊高歡曾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梁武帝)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保ā侗饼R書·杜弼傳》) 關于道教,梁武帝雖沒有像儒學如此傾心,但也并未曾放棄與道士的交往。在宣布舍道事佛的同年,他要求陶弘景為他煉丹,天監(jiān)十五年(516年),又為陶弘景建太清玄壇,終其一生與陶弘景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國家每有吉兇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shù)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南史·隱逸傳下》。考諸梁武帝的實際行動,不難看出,他在事佛之后,并沒有與儒道決裂,尤其是對儒學的發(fā)展傾注了巨大的關注。 對于佛教,梁武帝的推崇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個人虔誠的信仰。這從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他利用佛教這一形式來服務孝道;二是他身體力行戒肉、蔬食的佛教戒律,主要是為了表明自己不貪,并希冀天下效仿。梁武帝以前,中國佛教并沒有不準食肉的嚴格規(guī)定,至梁武帝則反復申說食肉有違佛教教義,他說殺生“害無量眾生……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后,戒肉成為漢地佛教的戒律。梁武帝反對食肉固然有出于不合教義的考慮,但并不僅止于此。他自稱“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勿謂今日之位,是為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朕于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zhàn)蒼生之命也”(《手書與蕭寶夤》《全梁文》卷六),在《凈業(yè)賦》中,梁武帝再一次表露了自己的心跡,“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梁武帝將戒肉蔬食這種苦修視為不貪天下的證據(jù),最終考慮的還是自己的統(tǒng)治,這無疑使其信仰大打折扣! 嶋H上,梁武帝不只堅持了三教兼存的做法,而且以為三教可以會通。他的《會三教詩》的“會”即有會通之義。梁武帝認為:“分別根難一,執(zhí)著性易驚。窮源無二圣,測善非三英”,反對將三教分別開來,以為三教之源無二。梁釋智藏在《奉和武帝三教詩》中說:“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安知悟云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鑒出機神!钡莱隽肆何涞廴诤先痰囊鈭D。梁武帝融會三教的觀念與當時整個社會的環(huán)境有關。南朝時,儒釋道三教在社會上都有重大的影響,梁武帝作為皇帝,為了自己的統(tǒng)治,不可能忽視任何一教,再加上他中年以前受三教影響很深,因此他堅持三教融合的做法是很自然的。同時,梁武帝在《注解大品經(jīng)序》中寫“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別,復過于此,非可局于一教”(《全梁文》卷六),用人心的不同來說明三教并存,不能局于一教。 梁武帝不只簡單停留在融合三教的主張上,而且在儒佛的融合上做了一些具體的工作。首先他將孝道與佛教融合起來。在《孝思賦》序中,梁武帝自稱“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yǎng),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鐘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痹凇秲魳I(yè)賦》序中說“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箸,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yǎng),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啖魚肉”,建立寺廟,堅持蔬食,這本是佛教的做法,梁武帝卻用來寄托對父母的孝思,在《歷代三寶記》卷十一載:“帝以庭蔭早傾,常懷哀感,每嘆日:雖有四海之尊,無以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边@一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應是梁武帝認識到孝道的重要性,他曾說“治本歸于三大,生民窮于五孝”,因此他試圖將佛教納入孝道之中! ∑浯,梁武帝將佛教與儒學的教義統(tǒng)一起來。在難范縝《神滅論》時,梁武帝講:“觀三圣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都懒x》云:‘惟孝子為能饗親!抖Y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糁^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jīng)背親,言誠可息!庇萌寮壹漓胧且娝缹ο髞碚f明神不滅這一佛教主張。他又將儒家講的“人生而凈”與凈業(yè)聯(lián)系起來。《凈業(yè)賦》中梁武帝講“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回火宅,沉溺苦!,意思是說人由于感觸外物,導致六塵障道,陷于輪回的苦海之中。而要達到凈業(yè),去除累患,無障于精神,就要“以不殺而為因,離欲惡而自修”。這一佛教的思想梁武帝也在儒家中找到了,《凈業(yè)賦》序中說:“既不食眾生,無復殺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jīng)書,讀便解悟。從是以來,始知歸向!抖Y》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袆觿t心垢,有靜則心凈,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痹诹何涞劭磥恚瑑韧饨(jīng)書都講人接觸外物產(chǎn)生欲望,要靠消除欲望來返還自性,實現(xiàn)心凈。此外,大同十一年(545年)梁武帝下詔說禁斷贖刑“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將佛教說的慈悲理解為儒家講的好生之德! 【C觀梁武帝所作,他絲毫沒有像他說的那樣,與儒道斷絕關系,尤其是儒學的發(fā)展,反而給予極大的重視。梁武帝這樣做,有深刻的原因。在古代中國,維護社會治理的主導思想只能是講忠君孝親、等差有序的儒家思想,而不會是佛教講的眾生平等、追求解脫思想。作為皇帝,對佛教的支持也多是從有助于社會教化方面考慮的。梁武帝之前,宋文帝曾講過:“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道出了佛教在他眼中的價值所在。梁武帝與此并無多大不同。在《金剛般若懺文》中梁武帝說:“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形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秉c出了梁武帝崇佛的真正意圖。在梁武帝迷信佛教的背后,是他對自己統(tǒng)治的關心。至于梁武帝做出崇信佛教的姿態(tài),正反映了當時佛教勢力影響巨大。但他區(qū)別于或是滅佛或是精簡沙門的做法,自稱“皇帝菩薩”,又說“佛法寄矚人主,是以弟子不得無語”(《廣弘明集》卷二十六),以僧俗兩界領袖自居,通過自己的信佛,將人主打扮成法主,來達到控制佛教的目的。他所演的舍身寺廟再由臣下贖回的鬧劇,便戳穿了他不貪天下的謊言。正如后世史家所評:“心未遺容,虛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保ā读簳ぞ吹奂o》)當然,也不排除梁武帝信佛會有一絲出于信仰的成分。梁武帝在《摩訶波若懺文》中說:“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主領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攝受兆民,彌覺萬機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嘆四生之俱溺!被蛟S在梁武帝終日乾乾、萬機成累時,在他心底或認同佛教追求解脫的旨趣! ×何涞墼谖48年,多次幸臨寺廟講經(jīng),三次舍身,這些舉措給后世留下了“佞佛”的評價。然而在“佞佛”現(xiàn)象的背后,并不是他虔誠的信仰,而是對自己統(tǒng)治的關心。他想通過信佛來控制佛教,為此,他沒有像自述的那樣舍棄儒道,卻是煞費苦心地將佛教與儒學結合在一起,他的真正目標是“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然而現(xiàn)實是殘酷的,人們不會相信他虛偽的“不殺生,不貪天下”的謊言,最終在侯景之亂中被困致死,幾至國滅,為后世所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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