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效管理是圣杯還是雞肋，業(yè)界至今仍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績效管理似乎不可替代的工具意義在我們身邊總是揮之不去，與其視之為洪水猛獸，不如因勢而利導之;當然也不必將其奉之為圭臬，
績效管理：克服單純績效主義
。在績效考核的論功行賞中不妨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產(chǎn)生誤導。在這方面，西漢名著《淮南子》“人間訓”所作的分析頗為透徹，有助于我們在績效管理中克服單純績效主義的模糊認識。績效考核有例外
績效管理雖然是現(xiàn)代企業(yè)的管理工具，但是績效問題古已有之，商鞅變法中獎勵耕戰(zhàn)，強調(diào)“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就是以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績效為根據(jù)。漢代以降，把這種做法歸之于閥閱。
閥閱之“閥”，指的就是功績，作為一種考核制度非常嚴格，而且日益完備。但是在實踐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成書于西漢的《淮南子》一書就對“論功勞行賞罰”的古訓提出了質(zhì)疑。
《淮南子》在“人間訓”一卷中列舉了歷史上諸多被例外安排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沒有功勞卻優(yōu)先得到薦舉，有功勞者在賞賜上卻靠后。即“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后賞”。第二種情況是有罪過卻得到嘉獎，有功績卻引來責罰。即“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第三種情況是追求績效的意見被采納，而且計謀恰當，但策劃者反而被疏遠;提出的建議與績效無關(guān)，而且當下行不通，但獻計獻策照樣可以被君王敬為上賓。即“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在每一種情況中，都有一些著名的案例�！痘茨献印妨信e出這些情況和案例，是想證明其合理性，提請決策者注意。
比如戰(zhàn)國時期魏國的西門豹治理鄴縣時，按照當時官方的考核指標來看，業(yè)績就相當差：官倉里沒有積蓄的糧食，兵庫里沒有兵械存放，財政收入不僅沒有什么增長，甚至賬本都不好看。這在有關(guān)部門的考核中就排不上名次，難免有人會在魏文侯面前議論過西門豹的過失。魏文侯就決定到鄴縣考察，看到的現(xiàn)象果然和人們議論的相一致，于是要求西門豹當面訴職。西門豹認為：亡國之君才會不顧老百姓的疾苦，只顧府庫充足;我認為你魏文侯不是這樣的人，所以為臣就將糧食、兵器、錢財都積貯在民間，召之即來。西門豹登上城樓擊鼓，第一陣鼓聲結(jié)束，百姓紛紛披掛鎧甲，手持兵器從家里出來;第二陣鼓聲結(jié)束，又有許多百姓或人背或用車裝著糧食紛紛來到。按照《淮南子》的觀點，這種“罪過”就應當嘉獎才是。
反過來說，《淮南子》認為，那些不注意生息規(guī)律、殺雞取卵、拼湊數(shù)字，在績效指標上很突出的地方不僅不應當鼓勵，還應當追究那里的責任。同樣是在魏文侯治下，有個叫做解扁的人擔任魏東部邊境官員后，年終上報賬目，地方財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財政的官員提請魏文侯予以嘉獎。魏文侯問：“他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主管官員解釋說：“解扁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樹木，積存到來年春天，再從河道運出去賣掉，積聚了不少錢財。”魏文侯斥責道：“老百姓春天辛勤耕種，夏天更不得空閑，秋天又忙著收割斂藏，冬天正是休生養(yǎng)息的時候。這個解扁卻在冬天增加勞役，伐木積貯樹木，春天不顧耕種抽人去運木頭，讓老百姓一年到頭疲憊不堪。官府里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老百姓靠什么過日子?”
須防當期茍合
由此看來，在掌控了一定資源的情況下，如果不擇手段，在一定的時間段獲得一定的績效并不困難。問題在于，獲得一定績效的目的是什么。即使管理者獲得績效的愿望是好的，而良好的愿望與績效數(shù)字之間也存在著內(nèi)涵與形式的差異，有可能難以兩全。況且被管理者所處的立場與管理者有不同，獲得績效的動機容易出現(xiàn)差異，有可能與管理者的初衷相背離，需要管理者在績效數(shù)據(jù)面前弄清楚數(shù)字背后的實際效用，切忌輕信。
為什么要這樣呢?《淮南子》在“要略”卷中指出了“人間訓”一卷的立意：“‘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鉆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那意思是說，“人間訓”揭示包括論功行賞有例外在內(nèi)的內(nèi)容，是為了幫助人們觀察禍福的變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變;通過事物的脈絡研究得失蹤跡，進一步認識事物開始與終結(jié)的更替關(guān)系。所謂“塞翁失馬焉知禍福”，對于當期績效的把握也是一樣。當然，這并不是說當期的績效不重要，而是說管理者應當防止有人投機取巧，被投己所好者所利用。即使績效數(shù)據(jù)是真實的，也不可忘乎所以，以為從此就可以彈冠相慶，因為利弊是相互轉(zhuǎn)化的，
管理資料
《績效管理：克服單純績效主義》(http://www.ishadingyu.com)。任何績效的獲得都需要一定的資源;而資源的利用存在著一個是否可持續(xù)的問題。在《淮南子》看來，信義也是一種資源，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軟實力�！痘茨献印放e了晉文公在城濮之戰(zhàn)后“賞有功者”的例子，說明“一時之權(quán)”與“萬世之利”之間的輕重關(guān)系，指出后者更為重要。這里涉及到子犯與雍季兩個謀臣的故事，子犯主張在爭戰(zhàn)中可以“不厭詐偽”;雍季則認為：放火來焚燒山林，盡管暫時能打獲到很多野獸，但是最終會到無獸可獵的地步;用欺詐手段對付人，雖然一時能獲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會無利可圖，所以不可詐偽。晉文公評判道：“咎犯之言，一時之權(quán)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所以他先獎勵的是雍季，把對健康價值導向的激勵看的比具體績效的論功行賞更重。
既然價值導向與具體績效有區(qū)別，那么在論功行賞時就應當注意在強調(diào)一方時對另一方的傷害，尤其是不能以具體績效傷害健康的價值導向，否則就是一種茍合。茍合是雙向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對績效特別偏好，就會出現(xiàn)被管理者投其所好的茍合;另一方面是管理者為了安撫被管理者，迎合貪功獲利訴求的茍合。兩方面的結(jié)合，就是相互利用;但那也是有利則合無利則分。健康價值導向雖然“虛”，但意義更大;具體績效雖然實惠，畢竟是暫時的局部的，和全局的長久的利益比起來，意義小了許多，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管理者絕不可因小失大，以免在解決了一個問題后，導致更嚴重問題的發(fā)生。
風物長宜放眼量
《淮南子》在提出“賢主不茍得，忠臣不茍利”的主張后;舉了一個“忠臣不茍利”的例子：秦國偷襲鄭國，鄭國有個商人叫弦高的，設計嚇退了秦兵。鄭國的國君獎賞弦高，弦高卻推辭了，理由是：“如果我因欺詐而得到獎賞，那么鄭國原本的信義原則就要受到敗壞。一個國家的治理無信義原則，就會敗壞整個風氣習俗。”這個故事實際上說給有“茍得”之念的管理者們聽的，告誡他們要“風物長宜放眼量”，至今對我們不無啟示意義：首先，在獲得績效的途徑上要遵循創(chuàng)新規(guī)律，不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痘茨献印�寫作的年代是農(nóng)業(yè)社會，基本上是靠天吃飯，所以那時候的勞動是遵從天道，效法自然。但自然界也有災變，這時候就不能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商鞅遭到肢解，李斯遭到車裂，他們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個人結(jié)局、歷史評價在時間點上就是錯位的，一時一地的評價顯然有局限性。在知識經(jīng)濟中的生產(chǎn)中也是一樣，期間有通過“尋租”與“創(chuàng)新”獲得業(yè)績的區(qū)別。經(jīng)理人對資源的調(diào)配既可以用于勾結(jié)官僚政客以尋租，又可以用于技術(shù)和制度的創(chuàng)新，怎樣選擇一般取決于哪一類活動回報率更高，因此在績效的獲得上并非可以直接看到實際的努力。倒是創(chuàng)新往往會出現(xiàn)較長的周期，難免出現(xiàn)失敗。因此真正負責的企業(yè)家鼓勵創(chuàng)新，就不能短視。
其次，獲得績效固然需要激勵，但也要將用人與獎人區(qū)分開來，尊重用人規(guī)律�？冃Ч芾肀緛硎怯脕砑畹�，但是在實踐中管理者往往把它和選拔人結(jié)合在一起，把職位提升當成了一種激勵方式，甚至成了最終的方式。其實，績效的獲得固然離不開個人的努力，但主要靠的是體制的力量;只要動用體制內(nèi)資源，必然有其結(jié)果，只是結(jié)果有是否合乎預期的區(qū)別。如果以僅僅績效用人、選拔人，就可能會把體制外更為優(yōu)秀的人才排斥在外。漢代以降的閥閱制度就暴露出了這種弊端，祖先立下的功業(yè)成了后人當官的資本;平民的后代即使再優(yōu)秀，也難有用武之地。在企業(yè)的績效管理中雖然不至于直接導致官二代、富二代，但是在用人方面也應當敢于啟用過去沒有機會獲得績效的員工，給體制外的人提供取得績效的機會。
再次，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在績效管理中堅持以正治企，防止被業(yè)績偽相俘獲。以正治企是道家以正治國的理念在企業(yè)里的運用，即堅持正道，不用歪門邪道去獲取眼前的績效。把前者叫做“崇君之德”，后者叫做“廣君之地”。管理者如果不能堅持以正治企，將有可能被業(yè)績偽相所迷惑。有些績效即使是真金白銀，也會因為獲得的途徑不正當將得而復失。所謂“忠臣者務崇君之德，餡臣者務廣君之地”，忠誠的下級總是竭力促成上級的品德品牌，而諂佞的下級總是致力于眼前攻城略地，關(guān)鍵在于管理者能否將高瞻遠矚與明察秋毫結(jié)合起來。否則難免有人會利用管理者的好大喜功以售其奸，將管理者引向不歸路�！痘茨献印妨信e諸多例外的例子，就是要告誡管理者堅持走正道，“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堅持績效的可持續(x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