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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的個人簡介
他是一位具有深厚學術背景的人物，持有政治學博士學位，并且擔任博士生導師。他的學術生涯與北京大學荒地緊密相連，他曾在此地經(jīng)歷了豐富的生活，從農(nóng)工到獸醫(yī)，他的知識領域廣泛，最初專注于農(nóng)業(yè)機械，后來逐漸轉(zhuǎn)向歷史研究他就是張鳴，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張鳴的簡介!
張鳴個人簡介
張鳴，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在中國的“北極”北大荒。做過農(nóng)工，獸醫(yī)。初學農(nóng)業(yè)機械，后涉歷史，現(xiàn)在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書。在吃粉筆灰之余，喜歡寫點不不倫不類的文字，有的被視為學術著作，有《武夫治國夢》、《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數(shù)種，還有一些算是歷史文化隨筆，有《直截了當?shù)莫毎住贰ⅰ蛾P于兩腳羊的故事》、《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均遺憾多多。
張鳴：《歷史的壞脾氣》透露“玩政治如下圍棋”
最近熱銷的“帝國政界往事”系列的策劃人是出版人尚紅科。同樣熱銷的《歷史的壞脾氣——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張鳴著）和前幾年暢銷的《潛規(guī)則》和《血酬定律》（吳思著）也都是他策劃出版的。尚紅科對《歷史的壞脾氣》上市僅一個月的銷量很滿意：“已經(jīng)賣出去3萬多冊！”
作者張鳴身在政治學專業(yè)教書，做的卻是晚清史，教的是制度史。雖然他也有《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nóng)民意識的變遷》和《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這樣的學術著作，和秦暉、茅海建、桑兵等主流歷史學家也保持著良好私誼，但他更為廣大讀者熟悉和歡迎的，是他的歷史隨筆《直截了當?shù)莫毎住�、《關于兩腳羊的故事》和最新的這本《歷史的壞脾氣》。
《歷史的壞脾氣》第一章“軍閥有性格”中，張鳴很“八卦”地告訴筆者，段祺瑞公館里當年養(yǎng)的最小清客是后來東渡日本學藝并橫掃東瀛的吳清源。吳清源去日本就得到過段祺瑞的資助，嗜棋如命的段祺瑞“玩政治跟他下圍棋的感覺一樣——這是該書的核心之一——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許，正是圍棋上的常勝，害了他”。類似妙趣橫生的歷史掌故都被張鳴從故紙堆中一一翻撿出來并做出自己的闡釋。他試圖告訴讀者“思想家和知識界創(chuàng)造著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xiāng)村能人，也在創(chuàng)造著歷史”。
張鳴隨筆里最有趣的還是對歷史中的權力女性的分析。由于他愛好戲劇，所以新書中的《簧聲戲影里的西太后》從京劇對慈禧太后的影響做了新穎而別致的考察。張鳴認為，粗通文墨的慈禧太后掌權后學到的經(jīng)史知識主要是從一些老儒那里學到的。在權力斗爭中，慈禧太后甚至逼死光緒，居然在光緒生日前夕逼他陪自己看三國戲《連營寨》，“戲里劉備是主角，有一段哭祭關羽和張飛的戲，滿臺白盔甲白旗號，氣氛極其壓抑”。由此，張鳴對“光緒之死”的歷史公案給出了一個很獨到的解讀。
農(nóng)村教育問題也是張鳴關注的重點之一，傳統(tǒng)的私塾教育在他看來是成本極低的，而且特別有助于鄉(xiāng)村子弟學習日常禮儀。這和歷史學家羅志田教授在剛閉幕的第二屆北京論壇上提交的報告《科舉廢除在中國鄉(xiāng)村的后果》形成交集。“廢科舉之后建立起來的新式學校，大大提高了農(nóng)村的教育成本。科舉時代，鄉(xiāng)民視自己的財力向私塾先生送一條干肉、一籃雞蛋、幾把青菜就可以充學費。至于教材，一本《四書合講》和《詩韻》可以祖?zhèn)魇褂�。�?/p>
“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出中規(guī)中矩的學術論文。這就意味著，當我寫這些散碎的小東西的時候，必須考慮專業(yè)人士的眼光。也就是說，可以讓他們說我不務正業(yè)，但不能讓他們說我胡說八道�！�
張鳴看歷史
王學泰的評價
1996年讀《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就知道有位張鳴。他在該刊“春季號”發(fā)表了《戲曲文化視野中的義和團的意識走向》。我很關注通俗文藝對于社會運動的影響，該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引起我的注意。一看文章后面的作者簡介，當時他還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的博士生，我想這一定是一位好學深思的后起之秀。此后陸陸續(xù)續(xù)在報刊和網(wǎng)絡上看到他寫的文史隨筆或雜談，文字口語化，時有新見。從中可以看出，他讀書很細，行文也很縝密，我想，這一定是一位江南秀士。前幾年有機會認識了張鳴，不想是位東北壯漢，頓時讓我對“風格即人”這個老生常談也有了幾分懷疑。
張鳴專治近現(xiàn)代史，對于近百年來的社會特別是農(nóng)村的生活變遷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寫隨筆不僅有搞歷史的人求真的一面，也注重趣味。從他最近出的這本書名———《歷史的壞脾氣》———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這個名字不僅僅是個噱頭，也體現(xiàn)了作者思考的深度。什么是歷史？歷史是由政治與社會的變遷構成的。中國古代是皇權專制的社會，這種社會不僅政治強大、社會弱小，而且其獨特之處在于“家國同構”。上有皇帝專權，下有家長當家�；实鄯路鹗菧厍槊}脈的大家長；宗族的家長關起門來儼然皇帝。由家族往上，州縣、府道、省直至朝廷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中國古代社會經(jīng)濟自然增長雖然不能說對歷史發(fā)展不起作用，但在許多歷史變遷的緊要關頭，這些經(jīng)濟運動會被“皇帝”的暴力打亂。因此，中國的“歷史”往往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胡作非為的歷史。這也是自秦始皇以來，社會發(fā)展總是舉步維艱的原因之一。
我們翻開浩繁的史籍看一看，國家的安危、民生的苦樂、世道的否泰還真視“皇帝”們脾氣的好壞。漢唐之初“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那是老百姓的造化，幸虧碰上了漢文帝、漢景帝、唐太宗這樣“好脾氣”的“英明皇帝”。如果碰上秦始皇、隋煬帝只好自認倒霉。五胡十六國時期，自稱“大禹之后”，而又“性辯慧，美風儀”的大夏國主赫連勃勃殘忍異常，他令匠人造弓箭、鎧甲。造成后，如果“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必斬鎧匠”。設想一下碰上如此“壞脾氣”的統(tǒng)治者，老百姓將何以自處？有的思想家會說何不造反？這與白癡晉惠帝聽說老百姓餓飯就問人何不喝肉粥一樣。造反也須一定的條件，如果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人們只好干受。
所謂好壞脾氣實際上也就是濫用不濫用權力的問題。張鳴在書中感慨地說：“從理論上講，秦漢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獨主，是國家所有人惟一的君主�；实鄣臋嗔Γ辽僭诶碚撋鲜强梢赃_到無限的，如果皇帝一意孤行的話（只要他不在乎丟掉祖宗的江山），其實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他�！睋Q句話說皇帝權力如同配備著重火器的戰(zhàn)車，沒擋。檢點二十四史，皇帝不太濫用權力者太少太少，而濫用權力者多多，難怪魯迅說中國歷史上每頁都寫著“吃人”。
英國思想家霍布斯把強勢政府比作《圣經(jīng)》中海中怪獸“利維坦”，雖然它也可能為非作歹，但它應該確保國家的安全。這位出生在英國克倫威爾時代的猶太人天生膽小，他寫作《利維坦》一書，有企盼強勢政府庇護民眾之意。然而，他還是把政府權力的來源視為全體公民主權的讓渡，因此這個“利維坦”不能隨意剝奪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等自然權力；而中國皇帝號稱天子，其權力來源——說抽象些是上天賜予，說具體點是祖宗傳下來的，不對任何臣民負責�；蕶嗫梢阅依ㄒ磺�，從臣民的財產(chǎn)到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中國的“壞脾氣”要是鬧起來，比外國的“壞脾氣”可怕得多。
本書封面上寫著：“張鳴看歷史，總跟別人不一樣�！蔽易x了此書也有此感受。為什么？因為過去許多史家談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賢化，談及負面人物，往往妖魔化。這幾乎成為一種定式，而張鳴從史實出發(fā)，對此有所突破。他把歷史人物還原為普通人，然后根據(jù)史實評論其功過是非。例如對于北洋軍閥近七八十年來幾乎無“恕詞”，因為無論共產(chǎn)黨還是國民黨都是反對北洋軍閥的，把他們視為絕對腐敗的一群，一點好事沒做過。如談到“臭棋簍子”的段祺瑞，介紹了他當官不置私產(chǎn)，比較清廉的一面；說到吳佩孚也沒忘了他“五不主義”（不進租界，不借外債等），而且著重談了他對北京五四學生運動的聲援。閻錫山是獨據(jù)一方最久的軍閥，他在山西行政建設和文化建設上確實有許多值得總結的東西。其他不管是“買個總統(tǒng)當當”的曹三爺（曹錕）、熱衷審案的韓復榘和愛寫詩的張宗昌，雖然還是寫他們負面的東西，但都看著像活人了，并非軍閥概念的化身。
對于被一些歷史學家籠罩上光環(huán)的歷史人物，作者也做了些還原工作。過去對秦始皇只能頌揚不能說批評話，近20年對康熙，有人直白要讓他“再活五百年”，換句話說就是希望他做皇帝一直做到22世紀。人們除了崇拜這位偉大政治家外，還把他吹捧成文學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稱為后兩家的主要依據(jù)就是他懂高等數(shù)學、會彈鋼琴、懂樂理。作者引了在康熙身邊工作了13年的意大利教士馬國賢回憶錄，說康熙對音樂一竅不通，對“數(shù)學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可是他的手一觸鋼琴，宮妃太監(jiān)馬上頌聲頓起，這樣久了，連康熙也認為自己的確是個偉大音樂家了。其實，作為高高在上、每日沉溺在一片歌頌中的皇帝，有時是昧于知己的，他常常要宣布真理，但實際是一些蠢話：有一年天旱，康熙看祈雨的奏章，感慨說，漢人沒得吃，是因為吃得太多。“爾漢人，一日三餐，夜又飲酒。朕一日兩餐，當年出師塞外，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領兵在外亦然。爾漢人若能如此，則一日之食，可足兩日，奈何其不然也”。人們挨餓，白癡晉惠帝建議人們喝肉粥，雖然愚蠢，但卻令人感到他還有點人心；而康熙指責沒飯吃的人們，我們感受到什么呢？
讀《歷史的壞脾氣》是件賞心悅目的事，其關鍵在于筆調(diào)輕松。但可能作者過多注重了隨意，有些史實疏于核對。如P29講到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彭，說他是“最末一科狀元”，不確。最末一科是劉春霖。又如P159談到蘇軾因詩下獄時言其“詠老松”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實際上這是一首詠檜樹的詩。不過這些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的。
他的主要作品
《共和中的帝制》《重說中國近代史》《武夫治國夢》《鄉(xiāng)土心路八十年》《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夢醒與嬗變－－戊戌百年沉思》《拳民與教民》《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等數(shù)種；
還有歷史文化隨筆，有《直截了當?shù)莫毎住贰蛾P于兩腳羊的故事》《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
個人的能力
長在中國的“北極”北大荒。做過農(nóng)工，獸醫(yī)。初學農(nóng)業(yè)機械，后涉歷史。
199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1996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教。
現(xiàn)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2年出版新作《重說中國近代史》。
2014年出版《共和中的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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