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時時都有司馬遷。哪怕他并非是這個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你跟著他，他叫你，看這個，看那個，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細(xì)聽好，你都亦步亦趨地跟著。篇章終了，你會期待聽到他的解讀，你會深深回味他的一點感想——太史公曰。后世史官覺得這個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樣畫葫蘆，也在篇章最后留下傳論。講道理，談得失。但這是一份工作，要講“政治正確”，只能戴著鐐銬跳舞。班固在《漢書》里寫《司馬遷傳》，幾乎原文照搬了司馬遷自己寫的《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但在《漢書》里，丟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馬遷評價孔子的《春秋》，說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dá)王事”。然而在班固這里，“貶天子”一句不見了。甚至，班固在《司馬遷傳》的傳論里，專門批評了司馬遷的這種“張狂”。說他“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jìn)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薄喙陶J(rèn)為司馬遷崇尚道家黃老多于儒家六經(jīng)，花了許多筆墨來寫游俠刺客之類不法之徒，又寫了貨殖列傳講有錢人怎么發(fā)達(dá)，這是嫌貧愛富。但正因為這種“錯誤”的意識形態(tài)，司馬遷以后無來者的共情能力表達(dá)了對于卷入歷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肮沤瘛敝�，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來的時候有血肉，有溫度。他寫劉邦，游手好閑，愛酒好色，出了事兒就會大叫，咋辦啊!然而他也寫英雄氣概。項羽一箭當(dāng)胸，射中劉邦。劉邦痛彎了腰，卻掩飾說，被射中腳趾了喲!他寫刺客，寫游俠，寫倡優(yōu)，儒家傳統(tǒng)里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寫。在這點上，司馬遷不為任何學(xué)說搖旗吶喊，諸子百家，讀書人與屠狗輩，他有足夠大的胸懷去容納，去理解，去共情。他有這樣的心氣與可能。司馬遷雖然是“體制”里的人，但寫史書于他，不算公務(wù)。司馬遷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話講，職責(zé)是“掌天官”——管天文歷法的官。所以，在《漢書》里，我們看到他出場是與壺遂聯(lián)名上的一封奏議，建議改歷，于是才有漢武帝時候的“太初歷”。寫歷史，寫《太史公書》是私活，這樣一點騰挪輾轉(zhuǎn)的空間，加上漢初殘存的那點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縫隙，讓他能自由地取舍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的古書分“經(jīng)，史，子，集”。經(jīng)是儒家經(jīng)典十三經(jīng)，史是史書，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記》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實無法分類。它是歷史，是看過成敗興亡，經(jīng)歷過風(fēng)光與不幸的司馬遷對于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馬遷詠史、述懷的經(jīng)典散文。司馬遷寫《孔子世家》便去魯，去曲阜看孔子廟堂的車服禮器，看習(xí)禮的儒生，與他們一同講學(xué)，所以他對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話更多的真誠;他寫《魏世家》寫《信陵君列傳》就去魏國曾經(jīng)的都城大梁，看遺跡，依然居住在那里的人告訴他，秦破大梁，引河溝而灌，三月城壞。秦破大梁，不僅是材料里干枯的文字，還是他親自到達(dá)過的場景。所以，《史記》當(dāng)然是歷史材料，是父親司馬談臨終前殷殷托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為學(xué)問家，眼光、學(xué)識與能力的體現(xiàn)。但更重要的是，這是與他的生命實踐融為一體的立場。有人叫這種“立場”為“史觀”，但在司馬遷這里，“歷史”已經(jīng)超過了作為研究的“對象”，它是他的經(jīng)驗，也是他對于世界的判斷�！妒酚洝酚幸话偃�，有十篇因為各種原因有錄無書，但是從司馬遷對于一百三十篇的編排，總可以大概窺探他的“立場”與他的“意圖”。本紀(jì)第一篇是《五帝本紀(jì)》，講“為公”——堯老了，要找繼承人，“貴戚及疏遠(yuǎn)隱匿者”都一視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吳太伯世家》，講“孝”——周太王有兒子三人，太伯，仲雍，季歷。季歷就是后來的周文王的父親，周太王愛季歷，想要他做繼承人，太伯與仲雍不忍父親為難，一氣跑到了吳地。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叔齊列傳》，講“仁”——孤竹國的國君有兩個兒子，都想把王位讓給對方，于是結(jié)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紂，扣馬而問，“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也不能力挽狂瀾，于是采薇首陽山，求仁得仁，餓死了。有時候，他的立場更過于強烈，甚至跑到“事實”的對面去了。現(xiàn)在我們知道，在《趙世家》里留下的那個“趙氏孤兒”的故事，多半是編的，而司馬遷，必然看過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與邏輯的版本。趙莊姬策劃了趙家的覆滅。她與趙朔的叔叔趙嬰私通，被趙家人發(fā)現(xiàn)，驅(qū)逐了趙嬰。惱羞成怒而手握權(quán)力的公主莊姬告發(fā)趙家謀反，趙家傾巢之覆。但司馬遷的故事里，趙朔被奸人屠岸賈陷害，莊姬留下遺腹子，在家臣程嬰的忍辱負(fù)重中長大。在這個故事里，司馬遷寫了一個細(xì)節(jié)對話，公孫杵臼問程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說，“死易，立孤難�！边@是司馬遷的自我表白，關(guān)于他為什么選擇自請腐刑免去一死。為了意氣，尊嚴(yán)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負(fù)重可以完成襟抱里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中國有“寫史”的傳統(tǒng)，“歷史”是對于世道最后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還要講“訴訟期限”，但歷史是沒有的。每一筆下去都是最終審判。所以我們讀史書會讀到這樣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后的謚號——歷史對他的結(jié)論。他招來大臣，給了他們兩個選擇，“靈”或者“厲”。都是惡謚。哪怕楚共王在以退為進(jìn)，但起碼這是一種對歷史的敬畏。在“地獄”的概念尚且還沒有隨佛教傳入中國的時候，對一個人最有力，也最嚴(yán)厲的申戒是歷史。司馬遷的時代，對于“歷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個高效而野蠻的措施，來對付歷史手里的利劍——“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漢代，承秦制，雖然沒有高壓政策，卻也沒有恢復(fù)先秦的史官傳統(tǒng)。但眼光卓絕的父親司馬談承擔(dān)起了這份額外的工作，并且把它作為一項光榮的使命，傳給了兒子。作為作者，司馬遷的目標(biāo)是作“禮”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紹明是非，善惡，賢與不肖，德行與規(guī)則的準(zhǔn)繩。所以，在《太史公書》里，司馬遷兩次提到了“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那年捕獲了一頭麟，在司馬遷的時代，漢武帝元狩元年，這頭神秘而寓意豐富的瑞獸又一次出現(xiàn)了。司馬遷認(rèn)為這是對他使命感的肯定與昭明，于是這也是他預(yù)備將要擱筆的時候。他既然拿了這支筆，便不辜負(fù)。前些年，各種各樣的“某某某說史記”很流行，我也聽過。但這些打著講“史記”旗號的講座，只把《史記》當(dāng)做一個八卦故事的一種來源，既不告訴你司馬遷為什么要這么寫，也不告訴你他怎樣把他看見的材料組織成現(xiàn)在我們見到的《史記》篇章。他以怎樣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帶我們?nèi)タ吹募?xì)節(jié)。一百三十篇《史記》，在“某某某說史記”中，不過是歷史故事大全。但這恰恰是最買櫝還珠的一種讀法。司馬遷所見到的材料，大多數(shù)我們也能見到。《國語》，《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春秋公羊傳》，《左傳》(他也許看過也許沒有?)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們還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種各樣出土的帛書簡冊，睡虎地的秦簡，清華簡系年……我們擁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補充和反駁他的敘述。這是我們用兩千年換來的珍貴機會，去逼近他通過裁剪、安排所傳達(dá)的“意圖”。這就是讀懂。也是司馬遷自己講過的他等待的讀者——“后世圣人君子”(挾時間之便，況且打腫臉充當(dāng)一會兒)。把他當(dāng)成一個普通的說書人，是我們后人的無知與敷衍。司馬遷，他不提供茶余飯后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尋常的毅力與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來，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見，他也期待后來的圣人君子讀懂他，也讀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