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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人墓碑記》到《清忠譜》談五人義舉的思想基礎(chǔ)及影響
明末張溥寫的《五人墓碑記》，一直被選作普通高中精講教材。關(guān)于“五人激于義而死”是一時的沖動，還是愚蠢行為，以及五人義舉的巨大影響，我們當教師的認識不能只停留在教材的范圍之內(nèi)，而是應(yīng)當拓展，提高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從而充實到教學中去，以提高教學質(zhì)量。
這里，我想把張溥的散文《五人墓碑記》和李玉的戲劇《清忠譜》結(jié)合起來談一談五人義舉的思想基礎(chǔ)及深遠的影響。
《五人墓碑記》開頭一句就交待了五人死的原因：“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钡诙尉痛俗h論；第三段簡要追述了蘇州市民反閹黨、保清官的經(jīng)過；第四段追述了五人當刑的情景；第五、六段議論五人義舉的影響。文中議論時前后兩用反問來肯定五人死的意義和影響：一是“……獨五人之者，何也？”二是“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于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課文和史料只告訴我們：五人“激于大義，蹈死不顧”的社會原因，即宦官魏忠賢專權(quán)，許多正直人士被殺害，形成了“鉤黨之捕遍于天下”的黑暗局面，人民憤恨。正直的朝臣官吏、東林黨人理所當然地為人民理解和敬仰�！绊槻脼榈掠卩l(xiāng)，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明史·周順昌傳》，見教科書）所以，周順昌被東廠所逮，“吳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闭n文指出了五人義舉的社會原因，但沒有指出其個體原因。李玉的《清忠譜》則表現(xiàn)了這一問題。
《清忠譜》是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之一。李玉，明末清初戲劇家。劇本以周順昌為主人公，塑造了一位剛毅果敢、大義凜然、忠貞不阿的悲劇英雄形象。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塑造了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等五位下層市民的英雄形象。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并欣賞到出現(xiàn)在舞臺上的五人的思想性格，認識到五人義舉并非一時沖動，而是有其思想基礎(chǔ)，與其性格、精神品質(zhì)緊密相關(guān)的。
如第二折《書鬧》中顏佩韋的獨白：“年年花酒闔閭城，不愛身軀不愛名。說到人間無義事，捶胸裂眥罵荊卿。生平任俠，意氣粗豪。閃爍目光，不受塵埃半點；淋漓血性，頗知忠義三分。”這就充分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品質(zhì)，而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品質(zhì)又是以忠義為基礎(chǔ)的。顏佩韋和楊念如、沈揚、馬杰、周文元就是在《書鬧》之后義結(jié)金蘭的拜把兄弟。所謂《書鬧》，是他們在蘇州城中玄妙觀前聽說書人李海泉說岳傳，當聽到童貫陷害忠良，囚解韓世忠元帥進京時，顏佩韋拍桌怒嚷：“可惱！可惱！童貫這狗，作惡異常，教我那里按捺得定！這等惡人，說他怎么？”說罷，飛起一腳踢翻了書桌。這就充分展示了人物俠肝義膽的精神和品質(zhì)。作者在這里對顏佩韋為代表的五人的思想性格作了最恰當?shù)匿亯|，與《五人墓碑記》互補。我們讀了以后，對五人義舉的行為就不感到突兀，更沒有那認為一時沖動的感覺了。
又如第十三折《捕義》中寫顏佩韋見義友沈揚、馬杰、周文元被逮，不僅不逃，還和楊念如挺身而出，大叫：“這樁事是我做的事，何消拿得別人！”合唱〔一封書〕：“男兒意本豪，猛拼生，忿一朝，身家擔自挑。怎偷生，惜羽毛。急向公庭分白皂，肯任他人李代桃？”在這段對白和唱詞中，表現(xiàn)了他們五人之間寧可同當?shù)溁级豢溪氉叩膫b義精神。
再如第十八折《戮義》中，顏佩韋當刑時說：“打死校尉，萬民稱快，死也瞑目了。”楊念如說：“呸！我楊念如是怕死的么？”五人合唱〔前腔〕：“剛強，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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