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未完成的啟蒙

1923年,創(chuàng)辦于1915年而作為啟蒙之思想路標的《新青年》雜志，在上海改刊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同年，知識界發(fā)生“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凸顯了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沖突的意識形態(tài)格局。這兩個事件，表征著啟蒙運動的分裂和歷時8年的新文化運動的落幕。

    由《新青年》發(fā)軔的新思潮運動，大體可以1919年“五四事件”為界而分為“前五四”和“后五四”兩個階段：前五四思潮為以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和反傳統(tǒng)主義為中心的啟蒙運動，后五四思潮則為以社會主義為主流的革命思潮。新文化運動由啟蒙而革命、由自由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思潮嬗替，凸顯了啟蒙與自由主義在東亞中國的深刻困境。

    啟蒙運動與自由主義是由西歐而漸次波及全球的現(xiàn)代化運動的思想步驟。巴林頓.摩爾(B.Moore)以階級分析法概括了現(xiàn)代化的三種類型： 一是英美法的自由主義模式，亦即以市民革命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型現(xiàn)代化。 二是德國和日本的威權主義模式，亦即以貴族革命為基礎的軍國資本主義型現(xiàn)代化。三是俄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亦即以農民革命為基礎的國家社會主義型現(xiàn)代化。按照摩爾的分析范式，新興的市民階級與舊的土地貴族及農民階級在社會轉型中的政治作用，是影響政治現(xiàn)代化模式的關鍵。[1]正是由于市民革命與農民革命的不同路徑，決定了西方自由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兩種迥異的現(xiàn)代化模式。易言之，市民社會的成長，是自由主義運動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

    自由主義是近代市民社會的產物。獨立于國家權力的自治的市民社會，是孕育自由主義和現(xiàn)代性的社會母體。石元康所謂現(xiàn)代社會的三個基本特征，即非政治化的經濟、非道德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倫理，[2]正是市民社會獨立和分化的表征。而啟蒙思潮則體現(xiàn)了市民階級自由主義運動的價值訴求。英國和美國走上自由之路，源于其得天獨厚的有利于市民社會成長的自由傳統(tǒng)和多元社會結構。沒有哪一個歐洲民族象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完好地承襲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法律下的自由”和“二元社會觀”的遺產，[3]而這正是自由主義與現(xiàn)代文明賴以成長的傳統(tǒng)資源。緣此，我們不難理解匱缺自由、多元性和市民社會傳統(tǒng)的歐洲專制帝國如德國和俄國，難以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原因。同樣，我們也不難理解，東亞帝制中國的自由主義及啟蒙運動的困境。

    如果說歐洲自由主義式啟蒙運動是市民社會的思想變革，那么中國的啟蒙運動面對的則是一個帝制結構的農民社會。市民社會的啟蒙運動表達了個性解放和主體自由的價值訴求，因而自由主義的主題“面對國家的個人”和“面對教會的個人”，以及其信仰自由、經濟自由、政治自由的社會改革目標，皆體現(xiàn)了個人主義的題旨。而被西方文明激活的中國啟蒙運動，則并不具有西方市民社會的歷史基礎。半殖民地農業(yè)中國之現(xiàn)代化的課題，除了“面對國家的個人”，還有“面對列強的主權”和“面對工業(yè)的小農”。質言之，中國社會的主體是阿Q式的農民，而不是英國的市民。因而中國啟蒙的基本困難，即在于其匱缺自由主義現(xiàn)代性由以生長的歐美式市民社會的土壤。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是一場以大學和都市知識界為中心的思想變革運動，《新青年》雖發(fā)行逾萬，但較之歐洲啟蒙時代的新書刊、甚至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福澤諭吉著作的發(fā)行量，仍微不足道，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梢娦挛幕�運動的社會影響力畢竟有限。而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的價值緊張及其社會動員的困難，則表征著東方農民社會之啟蒙的深刻困境。

    中國啟蒙運動肇端于中西文明的沖突。這一由西方現(xiàn)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啟蒙運動，與中國本土文化傳統(tǒng)之間難免具有深刻的價值斷裂性。儒學作為宗法農業(yè)中國的文化典范，其家族主義倫理秩序、威權主義政治文化和反商主義經濟倫理，與現(xiàn)代性具有根本的價值緊張。因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的沖突，在中國表現(xiàn)為古老的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源于希臘羅馬“法律下的自由”和猶太-基督教“二元社會觀”的政治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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