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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君主專制政體下的君權與相權沖突問題—兼論官僚組織與君主專制制度的關系
有關君權與相權的沖突問題雖是學術界的一個老話題,但其中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似乎仍有討論的必要。作為統(tǒng)一的封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君權與相權沖突的體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沖突的社會動力機制又是怎樣的?與此密切相關的還有:如何從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角度,對這種沖突的性質、影響作出較有說服力的解釋?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迫切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學術上的“焦慮”,本文擬在前人的基礎上,嘗試著利用政治學的有關背景知識,對上述問題加以初步探討,切望得到批評回應。顯而易見的是,君權與相權可謂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矛盾統(tǒng)一體。一方面,君權是整個君主專制政體的核心與代表,而相權則是實現(xiàn)君主意志和君主專制的工具,相權必然服從于、從屬于君權,宰相組織必然服務于整個君主專制政體的需要;另一方面,作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又是官僚組織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組織并不等同于君權和君主專制。否則,也就談不上君權與相權的沖突問題了。所以,從這種對立統(tǒng)一的大格局下審視君權與相權的沖突,實際上可以把問題擴展為君權與相權各自所代表的君主專制制度與官僚組織之間的沖突。本文后面的分析就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的。
君主專制制度對官僚組織的內在需求概括地說,君主專制制度對官僚組織可謂處于兩難之間。一方面,和任何政治體系下的情況一樣,專制制度下的官僚組織也是因其工具性價值而獲得存在的。為了獲得統(tǒng)治效益,君主離不開官僚組織這種“利器”,需要這種有組織的力量,官僚組織因而成了君主專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所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協(xié)同心,合成而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的“君臣同體”論,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①但在“效益需求”的另一方面,從君主專制制度的本質出發(fā),又必然對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組織形成另外的需求和排斥傾向,而這些需求、傾向實際上是與“效益需求”的實現(xiàn)相抵觸的。
與其他政體相比,君主專制政體的本質規(guī)定性就在于,它公然賦予君主個人擁有至高無上、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并奉行“家天下”、“私天下”的原則,把國家權力視為私產(chǎn),由君主一家一姓世襲私有。儒家思想家朱熹批評漢高祖、唐太宗這兩個堪稱“最有作為”的皇帝,說他們也不過是“假仁借義以性其私”;呂留良更直斥“秦漢以后許多制度……本心卻絕是一個自私自利,唯恐失卻此家當”②,都說明在具有悠久宗法傳統(tǒng)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私性”或“家天下”性質尤為突出。可以說,肯定和維護君權的絕對性、獨占性、自私排他性是君主專制制度的應有之義。從這種本質屬性出發(fā),君主專制制度必然會產(chǎn)生以下內在需要和傾向:（一）目標取向的現(xiàn)實性與利益追求的狹隘自私性。
雖然我們后面還要指出,任何形式的政體客觀上必須是實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工具,但相比較而言,君主專制制度最直接的目標卻在于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維護君主個人的絕對統(tǒng)治。從制度的設計層面和專制君主的主觀意識上看,這種制度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標具有更為明顯的狹隘自私性。如劉邦取得政權之后,一次得意地對父親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難治產(chǎn)業(yè),不如仲力。今某之業(yè)所就孰與仲多?”群臣聽了不以為怪,反而“皆呼萬歲,大笑以為樂”。③君主公開謀求私利,把國家視為私產(chǎn),一般人也視為當然。這種利益需求方面的獨占性與自私性,決定了君主專制制度必然把一切官僚組織和臣下都視為維護“家天下”統(tǒng)治長治久安、達到個人私利私欲的工具。但是,官僚組織不可能僅僅如此,客觀上它還必然作為公共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發(fā)揮維護整個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公共”職能;同時,作為官僚士大夫集團的一種組織形式,它還有自己獨特的利益。這樣,從目標取向上,君主專制制度必然潛伏著與官僚組織的沖突。(二)君臣關系的潛在對立與脆弱性。從君主專制制度的狹隘利益和目標出發(fā),從君權的絕對性和排他性出發(fā),客觀上就必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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