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為什么有服從國家法律的義務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現(xiàn)代政治哲學解讀 系列之5

一、蘇格拉底因?qū)ρ诺渥隽顺兄Z而自愿自覺服從雅典法律

蘇格拉底在雅典城里像一只思想的牛虻，今天和這個人探討，明天和那個人辯論，不斷提出新觀點、新看法，終于激怒了雅典人民；陪審團以“對神不虔誠”的罪名判決他死刑。他的朋友策劃他越獄逃走，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今天去雅典的旅游者都能看到一個景點，就是為蘇格拉底越獄逃走準備的小船所�？康牡攸c，距離監(jiān)獄只幾分鐘的路程。當他的朋友克利通潛入獄中勸說蘇格拉底越獄時，蘇格拉底拒絕了；他情愿赴死也不潛逃。他和克利通做了一番對話，說明自己的想法；今天我們可以通過柏拉圖寫的《克利通篇》去了解蘇格拉底慷慨赴死的思想邏輯。

蘇格拉底認為：雅典是一個自由國家，如果有哪個公民不想繼續(xù)在雅典生活了，他可以收拾他的物品離開雅典，移民異國他鄉(xiāng)，雅典不會阻攔。如果他沒有離開，繼續(xù)作為雅典的公民在大家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一方面可以享用雅典為他提供的各種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則必須服從雅典的法律。

因此，大家所達成的道德共識是：一個人或者自愿離開雅典，那么他就享受不到雅典的各種文明成果，當然也就沒有服從雅典法律的義務；或者繼續(xù)作雅典公民，那么他就可以繼續(xù)享受雅典的各種好處，當然也就要服從雅典的法律。兩種情況都是道德的。但是，如果一個人沒有選擇離開雅典，一直享受著雅典的住房、糧食、福利、路燈、衛(wèi)生設施，等等；但當雅典依法對這個人進行處罰時，他卻不愿受罰，要越獄潛逃，這就是不道德行為。我蘇格拉底一直作為雅典公民生活在雅典，這意味著我對雅典人民有一個承諾：我愿意成為雅典公民，而雅典也接納了我。這樣，我既享受雅典公民的權利，也承擔雅典公民的義務�，F(xiàn)在，雅典根據(jù)法律對我處罰，我能做的符合道德的事情只有兩個：一是服從，二是勸說雅典改變判決。如果我越獄，則違背了我原初的承諾；即使越獄成功，我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會說我不道德。

有人會說：不道德就不道德吧，活命要緊。但我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身體不能健康，生活過得就沒意思；如果行為沒有德性，生活過得就沒有意義。名譽、金錢、扶養(yǎng)小孩，都是次要的，有德性才是第一位的。所謂有德性，就是生活得“正確”，符合道德。如果我越獄成功、茍且偷生，那就是不仁不義之人，那將生不如死。

在這里，蘇格拉底說法的核心是“承諾”，承諾是契約的要件，這和盧梭、洛克的社會契約論異曲同工，也和我們前面說的桃花源三階段邏輯一致。相互承諾是互利性合作的雙方建立行為規(guī)范的基石。一個不講承諾的人，不僅會使別人離自己而去，自己也會越混越慘。

因此，一個男人應該信守對一個女人的諾言，一個企業(yè)應該信守對消費者的諾言，一個投資商應該信守對合伙人的諾言，一個球員應該信守對球隊的諾言，一個公民應該信守對國家的諾言，一個國家也應該信守對國民的諾言。相互承諾、約定契約，是互利性社會的基礎。相互承諾的雙方，都承認對方有不作承諾的自由；但雙方都認為，如果對方做了承諾又不遵守，那就是一個不可交往之人。

因此，在蘇格拉底看來，正是由于自己對雅典做了承諾，所以就有了服從雅典法律的義務。

二、不愿服從國家法律，就不能繼續(xù)享受國家的好處

在蘇格拉底之后2400年，政治哲學家H．比朗1977年發(fā)表了一篇著名的倫理學論文：《政治責任和同意》，發(fā)揮了先哲的思想（Beran,1977）。

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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