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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夫子的雙重標準
在我一向的印象里，孟老夫子是個思想嚴肅、語言雄辯、行動方正的人，責人和律己都很苛刻，遠不如孔子的隨和與平易。但這次為了要找一段原話，把孟子書又粗粗翻了一遍，卻有另一種印象產生出來，覺得孟夫子他老人家其實并不缺乏現(xiàn)實感和靈活性，例如，與君王談話，跟與知識分子談話，兩種場合下，他就能恰到好處地運用雙重標準。
孟子聽說齊王愛好音樂，就去見齊王，想從這一點開導他行仁政。齊王倒有自知之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泵献訁s說：“這個不要緊，即使你所好的不是經典音樂，不是高雅音樂，而是流行歌曲甚至是靡靡之音，只要你能夠‘與民同樂’，讓黎民百姓都能享受音樂，就是行仁政了。”齊宣王深知自己不是做仁王的料子，屢屢遜謝：“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一概原諒：“不要緊，不要緊，這些都不要緊�！耐跻慌煜掳病�，你有勇敢精神，老百姓就安全了；你愛財，就讓老百姓也都有發(fā)財?shù)臋C會；你好色，就讓老百姓也都能男歡女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不就是施仁政了嗎？”孟子將王自己都承認的毛病統(tǒng)統(tǒng)當作優(yōu)點肯定下來，唯一要求他的是推己及人，“與百姓同之”。
孟子進一步教導齊王：肥甘足于口、輕暖足于體、采色足于目之類均是“小欲”，為王的就該有“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大欲”。小欲、大欲雖都是世俗的情欲，在王者則都與仁政無妨，“大欲”尤其是將仁政擴大出去的起點和動力。
但是對知識分子，孟老夫子就沒有這么寬容了。他嚴格區(qū)分“天爵”與“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如果說，“人爵”是小欲，“天爵”是“大欲”，那么這“大欲”已不再是世俗情欲，而是道德理想。孟子要求士君子們主觀上只能追求天爵，不能追求人爵。他表揚古時候的知識分子：“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批評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睂醯摹靶腥收币�，相應到士君子方面，該是“行仁義”吧；如果“要人爵”的知識分子自己承認：“鄙人有疾，鄙人好官”，“鄙人有疾，鄙人好祿”，按照勸喻齊宣王的理路，孟子他應該說：“不要緊，不要緊，只要你得了高官厚祿，能夠經常惦記著更多沒官做的朋友，想方設法多搞出一些官位來，讓大家都過把癮，就是行仁義了�！钡⒉贿@樣說。
孟子對君王，只要求行仁政就可以了，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則苛嚴得多：“行仁義”遠遠不夠，必須提升到“由仁義行”。在孟子看來，“古之人”的“修其天爵，人爵從之”，是“由仁義行”；而“今之人”的“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只不過是“行仁義”；“行仁義”很虛偽，結果將是“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一方面是和顏悅色，多方勸喻，只希望做君王的能行仁政，另一方面卻疾言厲色，嚴肅批評，不滿意知識分子的只行仁義。這不明擺著是雙重標準嗎？
依據(jù)“由仁義行”的高標準，孟子對連孔子都贊不絕口的管仲也不屑一顧�？鬃诱f：“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笨墒窃诿献涌磥�，“以齊王，由反手也”，以齊國為根據(jù)地，王天下都易如反掌，管夷吾才不過稱霸而已。公孫丑好意地將孟子與管仲比論，老人家卻像受了侮辱一樣，氣不打一處來。孟子要求知識分子不能名過其實，不能開大興，“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名譽超過了實際，是君子人，就應該感到羞恥。但他向“行仁政”的君王提建議，恰恰用的是齊人的俗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久困于虐政的人民，往往容易把期望當作現(xiàn)實，把任何新主都當作仁德之君來歡迎，孟子審時度勢，大聲疾呼抓住機遇：“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彼麤]有想到，歷史的事實則一再證明，這樣子的“解民于倒懸”，其實是更大更典型的“聲聞過情”。
然而，卻不能將孟子對為王的要求低，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高，搞了雙重標準，視為自相矛盾，更不能視之為機會主義。孟子確有現(xiàn)實感，但其現(xiàn)實感是理想主義的，不是機會主義的。孟子的雙重標準，乃是他獨特的內圣外王理想架構的題中應有之義。
孟子的內圣外王理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一種理想的君臣關系，用一句話來說：“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辈荒茈S便呼來喝去想見就召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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