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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真善美”和諧統(tǒng)一論文
曾樸是我國晚清著名的詩人、小說家和翻譯家。他從未跨出國門，靠自學掌握了法語，廣泛研讀和翻譯了法國19世紀的文學作品，對雨果情有獨鐘，是中國譯介雨果的第一人。因此，曾樸的文藝思想深受雨果的影響。
求真、求善、求美是他們的共同心聲。波蘭評論家勃蘭兌斯認為，以雨果為代表的法國浪漫主義具有三個基本傾向：真、善、美。雨果不僅在創(chuàng)作上以“真善美”作為標準，而且在理論上對“真善美”進行了深刻的闡述。曾樸與雨果“真善美”的文藝思想在許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但又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一、“真”——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tǒng)一
曾樸與雨果對文學真實性的認識十分明確。他們既重視文學的生活真實，又強調藝術真實高于生活真實，主張二者的有機統(tǒng)一。
雨果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是文學作品產生的基礎，天地之間事物無一不可進入藝術，“世界上、歷史上、生活里和人類中的一切，都應該而且能夠在舞臺上得到反映�！雹儆旯J為，真正的詩、完整的詩，都處在對立面的和諧統(tǒng)一之中，文學藝術的“真實”全在于崇高優(yōu)美與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結合，要全面、真實、廣泛地反映現實生活。
同雨果一樣，曾樸認為“真”是文學藝術的基礎。他說：“真是文學的體質。體質是什么東西?就是文學里一個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實或情緒。作者把自己選擇的事實或情緒，不問是現實的，是想象的，描寫得來恰如分際，不模仿，不矯飾，不擴大，如實地寫出來，叫讀者同化在它想象的境界里，忘于是文字的表現，這就是真�！雹凇扒笳妗笔窃鴺阄膶W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標準。他強調文學作品唯一的要素是忠實的記錄，要形成忠實的記錄，必須搜集忠實的材料。他反對文學家描寫人物個性，前后絲毫不走樣兒，認為這樣所寫的東西決不忠實，因為人生是活動的、變遷的。在他看來，中國古代歷史文學對社會現實有明顯的不“忠實”，主觀色彩太濃厚。例如，“左丘明借著古事來顯露他的才華，只顧描寫的壯美，決不測準事實的尺度”，“司馬遷借著史料來抒發(fā)他的情緒”。③與此同時，曾樸提倡以“平民文學”和“群眾文學”代替“官邸文學或客廳文學”，要求文學走出象牙塔，反映更為廣泛的社會現實生活，誠如雨果所說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于藝術之中。曾樸甚至找到了“求真”的“兩條新路”：一是把“自己親身經歷的社會的變遷、政治的進退、人文的蛻化，合攏了照直寫出來，便是一時代的現象”；二是“實行禮失求野的老法”。④有人問曾樸“魯男子的戀是不是事實?”他說，當然是事實，齊宛中不用說是真有其人，就連附屬人物如丫環(huán)阿林也與作者“浪漫史中的一段最揪心的往事”有關�？梢娖洹扒笳妗钡膽B(tài)度是十分明確的。
然而，文學藝術的真實并非絕對的真實，不可能機械地反映現實。雨果認為，“自然和藝術是兩件事，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們必須嚴格“區(qū)分從藝術出發(fā)的真實和從自然出發(fā)的真實”，“藝術的真實根本不能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絕對的真實。藝術不可能提供原物”。⑤他十分重視作家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為文學藝術是反映自然和社會現實的鏡子，但如果只是一面刻板的“平面鏡”，社會生活就會失去光彩。因此，雨果強調作家追求真實的目的，應該首先是像高乃依那樣追求偉大，像莫里哀那樣追求真實；文學藝術要通過真實充分地寫出偉大，通過偉大充分地寫出真實。只有這樣，藝術才能達到完美的境界。總之，雨果對文學真實性的認識，既具有浪漫主義的獨特性，又達到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有機結合。
關于“真”的定義，曾樸既強調“事實”，又突出“想象”。他認為，經驗的事實，都是些粗獷的原料，必須經過淘漉、融化，才能成為無比的想象。他主張從評判社會的角度來概括生活現象，對所描寫的事物作思想的評價，反對那些盲目機械地再現生活途徑的自然主義傾向。這與雨果的觀點不謀而合，同樣兼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層涵義。
二、“普”——批判與教育的結合
“求善”是文學藝術的主要目的之一。曾樸與雨果都認為文學藝術的“善”具有社會功利性，強調文學作品只有暴露黑暗、批判現實，喚醒民眾起來反抗封建專制，為建立資產階級理想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奮斗，才能達到“求善”的目的。
雨果直言不諱地宣稱，為藝術而藝術固然美，但為進步而藝術則更美。在他看來，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對現在提出忠告，為將來描繪夢想，給當代的事件作出光輝的或陰暗的反映；文學藝術的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要“破壞累贅的古老文明”，與社會不合理、非正義的事物作堅決的斗爭；清除遏制歷史發(fā)展、阻礙社會進步的舊傳統(tǒng)、舊法律、舊習俗以及種種陳腐的丑惡現象，是各個時代，包括作家在內的“有才智的人”的神圣職責。他蔑視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向奧古斯都皇帝諂媚懇求寬恕的舉動，指責他為懦夫。對于歌德在不合理的社會現實面前所采取的妥協(xié)的庸俗態(tài)度，他也予以嚴肅批評。雨果之所以特別推崇莎士比亞，是因為莎翁的作品不僅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而且總是面向人民，對社會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善”就是“文學的目的”，文學作品的天職就是“顯發(fā)人生”，曾樸如是說。他強調文學創(chuàng)作要敢于揭露人生丑惡和封建宗法道德，打破宗教虛狂，倡導自由愛情和個性解放。在譯介雨果的過程中，他特別向國人推介喬治·顧岱林，因為他不僅能寫出“天然的快樂”，而且敢于“反抗普遍的道德“。曾樸欽佩顧岱林的“非難權威”和“嘲笑權利”如同撲擊魔鬼一樣剛勁有力。
為了實現“善”的社會功利性，曾樸與雨果都強調文學的啟蒙教育功能，擔負改造社會的責任。雨果明確提出文學藝術具有宣傳教育作用�！霸娙藫撝`魂的責任”，“在舞臺上永遠只演出富有教育和勸解作用的東西”。⑥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斗士，曾樸也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啟蒙教育作用。他致力于近代中國的文學革新，視文學為改良社會的工具。他把文學作品當作反抗現實的武器和呼號，認為文學作品能夠“挑動潛伏在我們心底的一種反抗的知覺”，給予人們“沖破藩籬的動力”。⑦曾樸竭力譯介雨果反封建的小說、戲劇作品，其目的就在于“開通民智”。
三、“美”——反傳統(tǒng)的革新主張和創(chuàng)新形式
對“美”的孜孜追求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顯著特色。曾樸與雨果有著相似的浪漫氣質和離經叛道的精神。他們堅決批判傳統(tǒng)的清規(guī)戒律對文藝美的束縛，提出自己鮮明的美學思想，創(chuàng)造出新穎的“美”的形式。
雨果對傳統(tǒng)美學的反抗主要表現在對古典主義的批判上。19世紀初期，他率先舉起浪漫主義的旗幟。1827年，雨果發(fā)表《<克倫威爾>序言》，強烈批判古典主義盲目模仿古人、片面地反映現實，只描寫粗俗，壞人形象一無是處，這種單一重復的模式使人們感到平淡如水，難以產生美的效應。雨果特別痛恨僵化陳舊的“三一律”，過分注重形式，嚴守詩體章法，號召作家遵從歷史的真實，保持地點和時間的特點，認為不同的事件經歷的時間長短不會完全相同，而不同的時間，或同一時間的不同階段，也應該有各自相應的獨特的生活環(huán)境。只有這樣才能增強人們的真實感，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
曾樸對“美”的認識也是建立在反傳統(tǒng)的基礎之上。他自幼接受傳統(tǒng)教育，對中國封建文化的腐朽陳舊極為不滿，主張除舊布新，反對把小說看成是“斤喪性靈之書”，主張給小說、戲劇應有的文學地位，宣稱作家應該為“沉睡了幾千年乍醒惺忪”的中國開辟文學的“新路徑”，力求“拾去寫枯枝病葉，驅除寫害菌病蟲”。同雨果一樣，曾樸不贊成對傳統(tǒng)文學的盲目因襲，強調中國要“吃大黃芒硝”來“蛻化陳腐的體質”。
在反抗傳統(tǒng)美學的基礎上，雨果大力提倡自由創(chuàng)新、不拘傳統(tǒng)。對照原則是雨果美學思想的核心�！俺缶驮诿赖呐赃�，畸形靠近著優(yōu)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與丑并存，光明與黑暗相共”，“滑稽丑怪作為崇高優(yōu)美的配角和對照，要算是大自然給予藝術的最豐富的源泉”。⑧在雨果看來，求美是人們共同的心愿，作家在美與丑的對照描寫中，美必須占支配地位，美必須勝過五。
曾樸雖然沒有提出像雨果的“對照原則”那樣深刻完整的美學理論，但也有追求自由創(chuàng)新的“美”的愿望和主張。他給“美”下了非常形象的定義，強調作家應該“通盤籌設”好“作品里全體的布局和章法句法字法”，“拿技巧的方法來排列配合得整齊緊湊，自然的現出精神、興趣、色彩和印感”，從而“激動讀者的心，怡悅讀者的目”。⑨根據晚清時期西方各種文學思想不斷涌入中國紛繁復雜的現狀，曾樸既主張盡量容納外界異性的成分，又反對崇洋媚外和盲目模仿，力求創(chuàng)造出新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內容美和形式美的文學作品。
追求文學語言的變革是曾樸與雨果美學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雨果認為，藝術的語言應該經常隨內容而更新，只有“準確”的語言才能表達作家所要反映的現實生活和思想感情。“語言是不會固定不變的。人類的智慧始終在向前發(fā)展，或者可以說始終在運動，而語言是跟著人類的智慧亦步亦趨�！雹馑栒僮骷乙矣�；中破古典主義的語言禁區(qū)，運用大起大落的粗獷、瀟灑的語言，排除法國語言中傳統(tǒng)的優(yōu)雅、細膩的特色，甚至提倡將人民大眾一些生動活潑的詞匯與俚語融入文學作品里，認為“寧可寫詩招人打噓，不愿用俗語博人家喝彩”，由此可見雨果對語言變革的深刻認識。
曾樸贊同雨果的上述觀點。他指出：“凡文學的革新，最先著手的，總是語言文字。就拿法國來說……浪漫派第二次的改革，沖破古典派的謹嚴，再進一步，把通俗的語言，用入詩文里。”(11)所以他支持廢文言、崇白話，提倡通俗平易的文風，認為文俗一致，既做白話文，就應該一改到底，不可摻入文言。曾樸的這些主張，對當時中國文學語言的變革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闡述“真善美”的關系上，曾樸與雨果都十分注重“真善美”的有機結合。雨果認為，“美”是“為真服務”的，“任何美都不會因為‘善’而遭損失”，“實用不僅不會排斥崇高，而且使它更加崇高”。(12)曾樸把“真善美”作為衡量文學作品的三個標準，體現了“真善美”三者統(tǒng)一的觀念。在他對文學的“真善美”的連鎖性解釋中可以看出，他既注重“事實”和“想象”，又對文學的審美功能作出要求，還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價值和倫理價值。曾樸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的學術”對“真善美”三字條件都似有偏愛和傾向，真正能兼而有之的并不多見。他認為如果對“真善美”三個字“違背得太甚的”，就不能稱之為“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他的《真美善》文學雜志“決不沾染”違背“真美善”的氣息。可見，曾樸嚴格要求“真美善”的統(tǒng)一，其“求真”“求善”“求美”的信心和決心也是十分明確的。
毋庸置疑，曾樸與雨果對“真善美”的理解存在著明顯的局限與差異。雨果似乎過分強調主觀主義的隨意性，認為“人心是藝術的基礎，就好象大地是自然的基礎一樣”，“一切形式都不過是盛著思想的花盆”。(13)如此看來，文學藝術作品的美丑與優(yōu)劣就在于作家的心靈不同和靈智的差異，自然與現實就是主觀意念的物化。同樣，曾樸也過分強調情感和想象，認為自己的一生給感情支配著，給幻想包圍著。他甚至拋開生活的真善美，追求虛無縹緲的夢境，認為“夢就是我們最內在的自然，大家共同的底層，是人生最深最要的快樂”，“夢的美的結晶，便產生了歌、舞、會唱”，(14)這是不足取的。雨果“求善”的核心是人道主義。他竭力主張以“仁愛、寬恕、道德感化”來改造社會，對暴力革命明顯地表示反感，高呼“打掉王冠，留下人頭”，對民主革命既同情又不理解。相反，曾樸強調文學創(chuàng)作暴露黑暗、批判現實就是為了號召四萬萬同胞早登覺岸，為自由民主和理想幸福而奮斗。他甚至借自己的小說提出大膽的革命主張——“撲了專制政府”，“組織我炎黃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對孫中山等革命先驅予以高度頌揚。這說明他對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的觀念比雨果要客觀先進些。
筆者以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真”是基礎，“美”是手段，“善”是靈魂，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真善美”的高度和諧統(tǒng)一，是文學藝術產生強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永遠是一切進步的文學藝術家們爭相攀登的藝術高峰。雨果和曾樸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讀者歡迎，正是因為它們不僅包含著真實的、先進的思想內容，而且具有比較完整的藝術形式，融入了作家全部的藝術精華，他們的“真善美”文藝思想以卓越的藝術魅力閃耀著永恒的光芒。
注釋：
�、佗茛蔻啖�(12)(13)柳嗚九《雨果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62、30、71、108、185、35頁。
②⑨(11)曾樸《編者的一點小意見》，《真美善》，1927年創(chuàng)刊號。
③④曾樸《魯男子·序幕》，《真善美》，1927年創(chuàng)刊號。
�、咴鴺恪独铒@賓<乞兒歌>烏瞰》，《真美善》，1928年2卷2號。
(14)曾樸《復劉舞心女士書》，《真美善》，1928年1卷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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