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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玄言詩所體現(xiàn)的審美傾向論文

時間:2023-05-03 12:13:17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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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玄言詩所體現(xiàn)的審美傾向論文

  玄學作為魏晉時代的主要思潮,不僅僅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而存在,而且深刻廣泛地影響了到魏晉時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玄言詩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是詩人的一種審美情趣的產(chǎn)物,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時代特質。

東晉玄言詩所體現(xiàn)的審美傾向論文

  一

  玄言詩是東晉的詩歌流派。代表作家有孫綽、許詢、庚亮、桓溫等。其特點是玄理入詩,以詩為老莊哲學的說教和注解。玄言詩的產(chǎn)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約起于西晉之末而盛行于東晉。自魏晉以后,社會動蕩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虛以求全身遠禍。到了西晉后期,這種風氣,逐步影響到詩歌創(chuàng)作。尤其是東晉時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學與佛教逐步結合,許多詩人都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玄理的領悟。

  就魏晉時代自身的審美意識而言,何晏、王弼“貴無論”的玄學思想無疑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如果說人物品藻從具體的品評鑒賞之中觸及了人格本體的話,那么正始玄學無疑直接進行了對此本體的形而上建構,這種建構不僅直接影響了時代的審美思想和趣味,而且為中國古代的美學思維提供了基本的范疇和形態(tài)。

  何晏的玄學思辯上承先秦時代的有無之辯。老子就曾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這里把“無”作為世界的本原提出來解決的是宇宙論的問題,因而仍是一種自然哲學。不過“無”范疇的抽象性質使其超越了以“氣”、“水”等具體物質元素為世界本原的學說,其用意已在概括事物的一般性,因而為一種本體論的哲學奠定了基礎。接著老子用“道”來展開“無”的內(nèi)涵,認為“道”具有“為天下母”的特征,且無聲無形,獨立存在,運行無息,這就使無與有、道與萬物處于分離狀態(tài),從而無法解決前者向后者轉化的問題,這就為后來的“有無之辯”埋下了種子。莊子顯然也把道歸結為天地萬物之先的本原性的存在,由此必然得出“貴無”的結論。何晏的思想與此一脈相承:“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疤斓厝f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在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見《晉書·王衍傳》所引《無為論》)。就無與有之間的本末、源流關系而言,這只是在闡述老莊,而未有過之。但認為賢者與不肖皆能恃無而“成德”、“免身”,則暴露出何晏思想的內(nèi)在旨趣,即意在尋求理想的人格本體。這就使本體之學轉而為人生之論。因此何晏又以老莊來解釋孔子,明確把有無問題與“圣人”的名譽問題聯(lián)系起來,表明其“貴無”論雖源出于道家,所重視的卻不是宇宙萬物的生成過程或自然規(guī)律,而是圣人的有名無名,亦即作為圣人的理想人格問題。撇開這種思想的政治立意不談,這顯然是在試圖為士族知識分子提供一套可行的人生哲學。

  與何晏相比,王弼一方面更明確強調無與有之間的本末關系,如他說“天下之,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老子注》第四十章)。在這里,“無 ”(無限)被視為最高的人格本體。另一方面,王弼突出了玄學中的認識論問題,即如何把握這一人格本體的問題。對此他以言、象、意三者之間的關系來加以論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箸。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也!欢笳吣说靡庹咭,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保ā吨芤茁岳っ飨蟆罚。從哲學史上來看,這段話既是以莊解《易》(儒),又是在以《易》論莊,是典型的儒道互補!断缔o上》云:“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言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意’”這表明言意之辯乃是儒家固有的思想,只是言辭所達之意純是圣人之思想,因而是個單純的認識論問題。而莊子的思想則明顯涉及到不可見的抽象本體,因而王弼以儒道互釋顯然有使認識論與本體論相互同意的意義,在哲學史上的貢獻是不容低估的。

  當然,言意之辯在魏晉時代是士人共同關注的問題。實際上,在人物品鑒中的“才性名理”之說便有一個名與實是否相應的問題。這里的“名”是指品鑒的名言,實則指個人的人格內(nèi)涵。玄妙抽象的人格本體是否可以假名言而透露,便成了人們討論的話題。王弼的功績則在于把這樣一個時代性的課題與中國思想的主脈接續(xù)起來,從而即使傳統(tǒng)的思想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又為人們對于人格的把握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jù)。具體而言,王弼首先指出象是表達義理之工具,言辭是明象之手段。達意要通過象,明意要假道于言,而言辭又由《易》象所產(chǎn)生,所以可由言而追溯象之意義;象乃圣人所制,幫可據(jù)之以探尋圣人之本意,因而結論似應為“言可盡意”。但王弼又認為言語只是明象之手段,而象也只是達意之借徑,因而一旦達意,言、象即可拋棄。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認為“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這實際上是主張象、意在根本上是超越性的,盡管言與象可通達之,但卻不能完全加以把握。因而王弼根本上是在主張“言不盡意”。其所以如此,還是因為他在本體論上的貴無論思想。王弼之注《易》,與漢儒大不相同,他是要通過《易》去探求說明玄學的“道”即“無”,而道之為無乃是超驗之本體,當然不能以指稱具體事物之名言來加以把握。但另一方面,王弼又沒有據(jù)此完全拋棄名言概意,而是認為它仍是把握本體之借徑,因而王弼思想中儒家的成份也不應忽略。不過,就其整體傾向而言,他強調“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就使他仍舊歸于道家一流。既然言不盡意,要體道就必須“忘言”、“忘象”,唯一的出路就是訴諸于直覺的體驗。這樣,既借助于言象又超越了言象而借助直觀,就成為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根本特征,而這種特征也必然體現(xiàn)在人們的審美活動之中。

  二

  正始玄學無論是在本體論上還是在認識論上,都對當時的審美意識結構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從長遠來看也規(guī)定著中國傳統(tǒng)的審美經(jīng)驗。

  “貴無論”的思想促使玄學家把真正的美稱作“大美”,所謂“大美配天而華不作”,即在強調美不在于外在之華飾,而在于真實而樸素之玉美。據(jù)此,推崇真實、自然、永恒、素樸的美成為魏晉時代的審美風尚。宗白華先生認為,從魏晉時代開始,人們認為“初發(fā)芙蓉‘比之于’錯采鏤金”是一種更高的美的境界。在藝術中,要著重表現(xiàn)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這是美學思想的一個大的解放①。

  “大美”既然是超驗的人格本體,因而美就不在于具體可見之某一事物上,而是一種超于形色聲音的不可見不可聞的東西。阮籍曾說過:“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所,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雹谶@種對超于形色音聲之美的追求,顯然是魏晉玄學對超驗的人格本體之探尋在美學上的表現(xiàn)。它突出強調美所具有的超感性內(nèi)容,在中國美學史上無疑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顧愷之曾言:“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謝赫《古畫品錄》:“若擁以體膚,則未見精神;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就是直接把玄學的哲學、美學觀念運用于藝術實踐之中。這種思想發(fā)展到后世,又影響了人們對于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形神、虛實關系的看法。蘇軾:“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陳郁《論寫心》:“寫其心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蔣和之《學畫雜論》:“山水畫‘實處之妙,皆因虛處而生’”。凡此種種,構成了中國藝術獨具的審美特征。

  就言意關系而論,這也是藝術創(chuàng)作中常見的審美經(jīng)驗。人們不無這樣的經(jīng)驗:變動不居的審美感很難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但審美感受的傳達又無法拋開語言的媒介。因此陸機在《文賦》中說:“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文不盡意,圣人所難”?梢哉f這就是言意關系問題在藝術領域中具體表現(xiàn)。對于這一矛盾,藝術家們或者盡力挖掘藝術語言的表現(xiàn)力,同時減少作品的言外之意,以求使欣賞者一目了解。中國藝術史上的工筆畫和漢大賦即屬此類。但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則是積極地利用“言不盡意”所帶來的審美效果,有意識地使藝術語言含蓄有致,為欣賞者創(chuàng)造想象和聯(lián)想的藝術空間,從而使其超越于作品的語言而訴諸于審美直覺的體驗,比如寫意畫和山水詩等等。這無疑代表了中國藝術的主流,而這種傾向的形成無疑與魏晉玄學的言意之辯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如司空圖《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梅堯臣:“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斯為至矣;”③嚴羽《滄浪詩話》:“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等等,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詩論中的意象說、意境說傳統(tǒng)。

  除此之外,玄學思想在晉代還與當時盛行的佛教思想發(fā)生了廣泛的思想共鳴。佛教講“空”,玄學講“無”,前者是對人生、對此岸世界的否定,后者則是對思想人格之本體的追求,兩者本不相同。但禪宗卻以“無”解“空”,從而使兩者結合了起來。六祖慧能不識文字而悟大道,主張“不立文字”,顯然與玄學“言不盡意”的觀點有一致之處;勰芤詾檎Z言文字乃有限、僵化的東西,因而只有撇開文字才能體悟真如本體,因而參禪素來講究頓悟成佛,其實是一種個體的直覺經(jīng)驗。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直接導致了嚴羽以禪喻詩的理論觀點。

  禪宗與玄學的相互闡發(fā)既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又反過來借佛教而使玄學思想更期其深入人心,從而成為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深層心理結構,也成為中國藝術的內(nèi)在血脈。從司空圖、嚴羽、王士禎、王國維,這條血脈貫通于中國歷史。成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審美意識的重要線索。

  注釋:

 、僮诎兹A:《美學散步》第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頁。

 、蹥W陽修:《六一詩話》所引梅堯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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