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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語支在漢藏語系中的價值探討論文
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包括羌語、嘉戎語、爾龔語、拉塢戎語、普米語、木雅語、扎巴語、卻域語、貴瓊語、爾蘇語、史興語、納木依語等活著的語言及其文獻語言西夏語，有的語言還有差異很大的方言，如羌語、嘉戎語、木雅語、爾龔語、爾蘇語、普米語。這些語言的方言，在境外一些學者看來，似乎都是不同的語言。例如羌語分南北兩個方言12個土語；嘉戎語分東部、北部和西北部3個方言；木雅語分東部和西部兩個方言；爾龔語分道孚、丹巴和壤塘3個方言；爾蘇語分東部、中部和西部3個方言；普米語分南部和北部兩個方言。
羌語支語言在漢藏語系中是一支比較保守的語言，也是保留古老面貌比較多的一些語言。這個語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的西北部，沿六江流域的河谷[1]，由北到南的狹長地帶。這個地區(qū)現(xiàn)在被學術界稱為“藏彝走廊”[2]或民族走廊[3]，是近20年來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考古學、語言學的一個研究熱點。
羌語支語言的調查研究，始于19世紀，首先報導這一帶語言的是西方傳教士或探險者。20世紀以來，語言學者開始系統(tǒng)記錄部分羌語支語言，主要集中在羌和嘉戎兩種語言上，對其他語言也稍有報導。20世紀40年代，對上述語言的調查研究進入深入記錄階段，報導的文章也日漸多了起來。深入調查研究羌語支語言，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在羌語、嘉戎語和普米語上，每種語言各記錄15-35個點，每個點記錄了豐富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等方面的資料。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展了除上述3種語言以外的羌語支語言識別和調查研究，陸續(xù)公布了這三種語言的詞匯、語音和語法資料，進行了初步比較研究。目前羌語支的所有語言的基本描寫研究已經大體完成，《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簡志》和《中國新發(fā)現(xiàn)語言研究》叢書已經對每一種羌語支語言都有一個基本特點的描述，有的語言還分析了它們的方言資料，如羌語、普米語有“簡志”，還有方言專著；嘉戎語、拉塢戎語有不同方言描述的專著，而且已經出版；扎巴語、貴瓊語已經出版描寫性專著，一般都有25萬字左右；木雅語、爾蘇語、史興語、卻域語、爾龔語等已經有專著的初稿，即將在年內或稍后定稿出版。納木依語的調查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專著的撰稿工作正在緊張進行。這些工作的完成，為羌語支的歷史比較研究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羌語支的構擬以及他們之間遠近關系的論證在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下正在緊張地進行。
羌語支語言北部與阿爾泰語言接壤，南部被彝語支語言所包圍，由于所分布的地理位置不同，在類型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同地區(qū)的語言分別向相關的語言結構類型靠近。[4]由于上述原因，羌語支語言在語音和語法類型結構上存在的差異呈鏈形狀，包括其形態(tài)、復輔音數(shù)量和結構等許多方面。換句話說，羌語支不同語言或方言的某些特點，分別處在歷史演變鏈的某個鏈節(jié)上。分析和研究這個演變鏈，不僅對羌語支的歷史演變脈絡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對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語音和語法[5]的歷史演變也會有一些啟示。下面從語音、語法和詞匯等方面舉例性質地討論羌語支研究（有些例證不僅僅局限于羌語支語言，包括藏緬語族的其它語言）在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中的地位。
一、語音
（一）聲調問題。
聲調是漢藏語系語言一個重要特點，但是聲調是后起的語音現(xiàn)象，比漢藏語系各語言分化的歷史來看要晚得多。羌語支有一些語言，至今沒有音位調，只有習慣調，換句話說，聲調至今沒有形成。有音位調的語言有的2個，有的3個，最多6個。分析羌語支一些語言聲調產生的機制，大都與漢藏語系語言音節(jié)3個部位的語音要素的性質改變有關，即節(jié)尾輔音的演變、復輔音前置輔音的脫落和復輔音基本輔音性質的改變。具體表現(xiàn)為音節(jié)各組成要素（包括構詞和構形）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出現(xiàn)各種音變現(xiàn)象，如輔音清濁、送氣、內爆等現(xiàn)象的改變與交替，元音長短、松緊、鼻化、卷舌、帶擦等各種聲學特征的出現(xiàn)與消失。它們最后都與音節(jié)音高的產生與改變發(fā)生聯(lián)系。但是，這些語音要素在不同的羌語支語言里，或者說在藏緬語族語言里所發(fā)生的變化，對音高所起的作用的次序有先有后，數(shù)量有多有少，有的語音現(xiàn)象的改變甚至對音高不起作用。因此，在羌語支乃至藏緬語族語言里，要想建立象漢語那樣的調類系統(tǒng)是不可能的。但是羌語支語言聲調產生的機制卻與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語言是雷同的。
（二）復輔音問題。
羌語支語言有豐富的復輔音，多的有390多個，如拉塢戎語，其次有200多、100多或數(shù)十個不等，有的已經全部消失，如羌語南部方言的龍溪土語，爾蘇語的中部方言等。復輔音有2合、3合、4合，個別語言甚至有5合復輔音。復輔音的演變通過多種方式，如弱化、合并、脫落、替換等。演變過程中對輔音格局產生影響，如塞擦音的產生和分化；鼻音和邊音的清化；送氣音的分化、塞音清濁的再分化等等。大量語言事實證明，復輔音的前置輔音有的來源于詞綴，有的基本上沒有意義。因此有必要區(qū)分有語法意義的前綴（prefix）和沒有語法意義的前置輔音（pre-initial）。我曾經提出區(qū)分的6條原則：
�。�1）前綴是有意義的語素，復輔音的前置輔音是詞根的一部分，它是沒有意義的。
�。�2）在一些語言里，前綴和詞根之間的關系比較松散，在它們之間是可以插入其他語法成分；而復輔音的前置輔音和基本輔音之間結合得比較緊，他不能插入任何其他成分。
�。�3）前綴的變化只對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產生影響，對詞根的語音基本上不產生影響（個別單音素的詞綴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對詞根的語音產生影響，如S-前綴等）；復輔音的前置輔音則不同，在一定條件下，它會對詞根的語音發(fā)生多方面的影響，例如可能對詞根的音高（聲調）產生影響，或對音節(jié)的松緊、長短產生影響等等。
�。�4）前綴比較活躍，往往出現(xiàn)在一類詞或同類語法意義的詞形變化之中，在需要的時候，它可以經常被其他詞綴替換，也可以從一個詞上移動到另一個詞上表示類似的語法意義；而復輔音的前置輔音則不同，它不能離開基本輔音而從音節(jié)的某個部位游離到另一個音節(jié)的某個部位。
�。�5）前綴可能是音節(jié)的也可能是音素的，一般來說，成音節(jié)的居多；而復輔音的前置輔音沒有成音節(jié)的。
（6）前綴可以添加在與自己相同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的詞根前面，例如嘉絨語里的使動前綴[s-]，既可加在詞根聲母為[s-]的動詞前面表示使動，也可加在使動的前綴[s-]的前面，表示雙重使動；而復輔音中的前置輔音則不能和自己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相同的基本輔音相結合。[6]最近我覺得還需要增加一條：
（7）前綴由于語法范疇的消失對詞根的影響小，或者不產生影響，而復輔音前置輔音消失過程中會或多或少對詞根產生影響或留下痕跡。
為什么要區(qū)分前綴和前置輔音？首先，問題涉及原始漢藏語的類型學特征問題，是單音節(jié)的、一個半音節(jié)的還是多音節(jié)的？是孤立型的還是粘著型的？其次涉及原始漢藏語構擬問題。如果是前綴，那是形態(tài)學問題，在構擬某個詞的原始形式的時候不需要構擬它的前綴，只有構擬語法體系的形態(tài)成分時才會考慮它；但復輔音前置輔音卻不同，它是詞根的一部分，構擬某個詞的原始形式的時候一定要把它考慮進去。
（三）小舌部位的輔音問題。
這涉及原始漢藏語輔音系統(tǒng)的格局問題，從發(fā)音部位看，是三分（雙唇、舌尖中、舌根）還是四分（雙唇、舌尖中、舌根、小舌）。羌語支語言幾乎都有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形成與舌根部位的塞音和擦音音位對立。它不僅分布在單輔音里，而且也出現(xiàn)在復輔音里。①無獨有偶，雖然羌語支的小舌音在藏緬語族其它語支的語言里僅僅有零星分布，但是一些專家學者在構擬苗瑤語[7]、侗臺語[8]、南島語[9]時幾乎不約而同地都構擬了小舌音。最近有人主張上古漢語也應該構擬小舌音[10][11]。我們先不去考慮漢藏語系分類之爭的各種不同觀點：兩分的（漢語和藏緬語）、四分的（漢語、藏緬語、苗瑤語、侗臺語）、五分的（漢語、藏緬語、苗瑤語、侗臺語、南島語）、六分的（漢語、藏緬語、苗瑤語、侗臺語、南島語、南亞語）。既然各個語族都構擬了小舌部位的輔音，那么，再往上推測，原始漢藏語是否有小舌的塞音和擦音呢？羌語支語言里的小舌音是否就是原始漢藏語遺存活化石的證據(jù)呢？
（四）塞擦音問題。
塞擦音比較多，這也是漢藏語系的一個顯著特點。因此，在中國化的國際音標表中增加了多個部位的塞擦音。漢藏語系幾乎所有語言都有塞擦音，最多的有5套（舌尖前、卷舌、舌葉、舌面前、舌面中），其次4套、3套、2套、1套等都有。羌語支語言一般都有4套塞擦音，少的也有3套，個別的有5套。塞擦音都有清、濁與清送氣3種發(fā)音方法，與塞擦音配套一般都有同部位的擦音，一般都分清濁，構成復雜的輔音系統(tǒng)，單輔音音位一般都在40個以上，多的達50個以上，如羌語支南支的史興語，有單輔音53個。漢藏語系里的塞擦音是后起的語音現(xiàn)象，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語言事實，但是它怎樣發(fā)展起來的呢，我們從羌語支語言方言或語言之間同源詞語音對應關系可以提供給我們塞擦音來源的確鑿證據(jù)。根據(jù)分析，羌語支語言復輔音的后置輔音有[1]、[r]、[s]等，這個結構特征也是漢藏語系許多語言的共有特點。它們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受基本輔音發(fā)音部位的影響，與基本輔音相結合，構成不同部位的塞擦音。[12]當然，塞擦音的來源不那么單純，已經有很多文章討論過。
二、語法
（一）形態(tài)問題。
漢語是形態(tài)不發(fā)達的語言，但與漢語有親緣關系的藏緬語族語言卻有比較豐富的形態(tài)，尤其是羌語支的語言、景頗語支的語言、喜馬拉雅南麓的一些語言等，都有豐富的粘附性形態(tài)和屈折性形態(tài)，構成各詞類豐富的語法范疇和語法形式，其中以動詞的語法范疇最豐富。以羌語支北支的一些語言為例，有人稱、數(shù)、時、體、趨向、祈使、命令、使動、互動、類別、名物化等，這些表達語法范疇的語法手段豐富多樣，它們是原始藏緬語就有的還是后起的，在學術界一直有爭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方面的研究逐步展開和深入，羌語支語言里的形態(tài)已經在藏緬語族其它語言中陸續(xù)有所發(fā)現(xiàn)，而且其中有的肯定有同源關系，乃至有的形態(tài)成分在漢語中也已經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問題是這些形態(tài)成分是各自經過長期語法化的結果，還是原始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語言的遺存，這些現(xiàn)象能否構擬到原始漢藏語？例如：
1.使動語法范疇問題。動詞使動范疇是漢語和藏緬語族語言普遍存在的語法形式，但大多數(shù)語言都是殘存形式，只有古藏文②和部分藏緬語族語言仍然保留著較古老的用詞綴（大多數(shù)用前綴，少數(shù)用后綴，前綴是原始形式，后綴是擴展形式）的方式表達。這些詞綴表達使動的形式，在后來許多藏緬語族語言里發(fā)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其中包括漢語。主要是：主詞綴[s-]在一定條件下轉換成為其它輔音形式的詞綴，部分語言由一個單輔音音素轉換成為一個帶元音的音節(jié)；少數(shù)語言轉換成后綴，有的逐步分析化，轉變?yōu)榉治鲂问�；[s-]詞綴在長期演變過程中受語音磨損逐步弱化，最后到完全消失。在此過程中，它所留下的痕跡是對動詞詞根的輔音產生影響，使其變清（包括塞音、塞擦音、鼻音、邊音等）或變清送氣（主要指塞音和塞擦音），有的語言還影響到詞根元音的改變（不同部位和性質、長短、松緊等）或音高的改變③。我們觀察到，這種演變呈鏈形狀，不同的語言動詞所呈現(xiàn)的使動特征處在某個鏈節(jié)上。
2.代詞化問題。包括動詞的人稱一致關系和名詞的人稱領屬關系，它們都是用人稱代詞的輔音或元音經過長期語法化磨損后成為詞綴，綴于名詞的前面或動詞的前后，構成名詞人稱領屬范疇或動詞人稱范疇。[13]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這種構形殘存機制可能是漢藏語系語言的一種古老的語法現(xiàn)象。根據(jù)已經了解到的情況，動詞人稱一致關系僅僅在藏緬語族語言里殘存著，其中比較保守的語言現(xiàn)在還很活躍，表現(xiàn)為非常豐富的語法形式，甚至擴展到動詞的命令式。[14]它和時態(tài)、數(shù)等語法形式糅合在一起，構成了羌語支北支一些語言（我國景頗語支一些語言和喜馬拉雅南麓一些藏緬語族語言也有類似情形）非常復雜的動詞語法范疇。那么，這些語法范疇是后起的現(xiàn)象，還是原始形式的殘存，一直有兩種不同意見。再說到名詞人稱領屬范疇，比前者范圍更窄，僅僅在中國境內的一些藏緬語族語言里有所發(fā)現(xiàn)，已經知道的語言不足10個，除了羌語支外，景頗語支和彝語支的語言都有。[15]喜馬拉雅南麓的語言里是否有，目前還沒有見到詳細報道。根據(jù)研究表明，人稱領屬范疇在長期演變過程中，由活躍演變到不活躍，最后留下一些殘存形式，最顯著的殘跡是留下了第一人稱的領屬詞頭“阿”，而且主要殘存于親屬稱謂名詞的前面，上海話里的復數(shù)第一人稱的“阿”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遺存。那么，如果把親屬稱謂名詞前面的“阿哥”、“阿嫂”、“阿媽”、“阿姐”、“阿舅”、“阿姨”中的“阿”詞頭看成人稱領屬的殘存形式，那么它的分布面就非常大了。這還需要擴大研究面，進一步詳細論證才能夠有說服力。
3.動詞互動范疇問題。藏緬語族語言都有表示互動語法意義的語法形式，多數(shù)用后綴或后加分析形式表達。羌語支語言動詞也都有互動語法形式，用動詞重疊和添加后綴等方式表達。從構成和來源分析，這可能是比較古老的語法形式。漢語有類似在動詞前后加虛詞的方式表達互動，但出現(xiàn)較晚，與藏緬語族的互動僅僅類型上的接近，是否是原始遺存，有發(fā)生學上的聯(lián)系，現(xiàn)在還難下結論。
4.量詞問題。從類型學上講，量詞是漢藏語系語言一個重要的語法特點，漢藏語系語言里的量詞是后起的語法現(xiàn)象，漢藏語系語言為什么要發(fā)展量詞，這似乎與單音節(jié)詞根語的語言結構類型有密切關系。在漢藏語系語言里，量詞數(shù)量經歷了由少到多，作用由小到大的發(fā)展過程。藏緬語族語言里的量詞發(fā)展極不平衡，有多有少，有的很發(fā)達，有的不發(fā)達，有的語法作用很大，有的語法作用很小。[16]羌語支語言處在中間狀態(tài)。量詞從少到多，在它發(fā)展過程中有許多階段性特征：如數(shù)詞與名詞的關系問題、量詞與數(shù)詞及指示代詞的詞序問題、反響型量詞問題、名詞或動詞等演化成量詞的意義分化問題、量詞語法功能的增值問題等等。揭示量詞產生和發(fā)展的機制，有利于對漢藏語系共性和特殊性的了解，有利于揭示漢藏語系的本質特性。這與我后面要討論的歷史類型學有關。
5.語序問題。羌語支語言基本上都是SOV型的語言，與羌語支相鄰的藏緬語族語言白語、克倫語的語序已經轉換成SVO的語言，但是其它藏緬語族語言與羌語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語序，但是與藏緬語族有同源關系的漢語早就是SVO的語言了。人們想論證古漢語是由SOV向SVO轉化的，以證明漢語與藏緬語同出一源，但意見難以統(tǒng)一。與此相關的表示句子成分關系的格助詞的語序也發(fā)生了變化：SOV的語言，格助詞一般都是后置；而SVO的語言這種標記一般都前置（介詞）。假設漢藏語系語言是由某個原始母語分化出來的，那么他們的原始類型應該是相同或者基本上相同的。在長期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各自的類型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研究這種類型的歷史演變過程和演變機制，無論是由于接觸還是自身動因，對于漢藏語系同源關系的討論是否也有一定的意義？
三、詞匯
（一）疑問詞或者疑問語素問題。
部分羌語支語言以及藏緬語族語言和漢語有一組疑問詞，這組疑問詞由一個疑問語素“何”構成，不同歷史時期形成“可”、“阿”、“曷”等變體。在藏緬語族語言里，我們查閱了近百種藏緬語族語言及方言資料，也有多種語音變體形式，與漢語明顯同出一源。它們與指人、指物、指處所、指數(shù)量或指狀貌等虛詞、量詞或名詞相結合，構成諸如“誰”（何人）、“什么”（何物）、“哪里”（何處）、“多少”（何數(shù)量）、“什么樣”（何如）等疑問代詞。這種構詞方式類似于英語的[wh-]構成的疑問詞。所不同的是這個疑問語素在漢語方言和藏緬語族語言里還滲透到語法層面，做動詞和形容詞的詞頭，表示疑問。[17]一個疑問語素滲透到構詞和構形兩個方面，不得不引起我們在歷史比較研究方法論方面的思考，開闊和尋找新的歷史比較研究思路。
（二）關于漢藏語詞匯的音節(jié)問題。
原始漢藏語是單音節(jié)的還是一個半音節(jié)或是多音節(jié)的？這是漢藏語研究領域討論中經常涉及的一個認識問題。從羌語支語言當前的特點看，多音節(jié)詞占的比例比較大。但仔細分析，所有多音節(jié)詞絕大多數(shù)是復合詞或詞根加詞綴的詞，雙音節(jié)或雙音節(jié)以上的單純詞很少，而這些詞往往都是擬聲詞。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重疊詞和四音聯(lián)綿詞很多，這不僅是羌語支語言的特點，也是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的一個重要特點，云南民族大學劉勁榮教授收集到拉祜語中的四音聯(lián)綿詞數(shù)千條，產生這個特點往往與漢藏語系是單音節(jié)自由語素為主的語言有關。
（三）同源詞的認定問題。
羌語支有一批共同創(chuàng)新的同源詞，這一點我在做西夏語比較研究[12]④的時候已經找到了一批。羌語支語言也有一批與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語言同源的詞，數(shù)量都不太多，要形成嚴謹?shù)�、比較系統(tǒng)的語音對應規(guī)律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同源詞如何認定？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問題。我曾經提出，要確定某個詞是某個語言集團內部的同源詞，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在這個語言集團內部是否可以確定大多數(shù)語言都同源，語音上是否對應。那么，如果確定藏緬語族語言的同源詞，就要看這個詞在藏緬語族內部是否大多數(shù)語言都同源，語音上是否有對應關系�，F(xiàn)在有的人隨便拉出甲語言集團的某個語言的某些詞（或一批詞）和乙語言集團某個語言的某些詞（或一批詞）說他們有同源關系，我不完全反對這種做法，因為這種做法有時候會根據(jù)個人積累的研究經驗，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值得肯定的線索，但這種論證至少是不嚴密的，經不起推敲和檢驗的，偶然性非常大的，因此我不提倡這種論證和研究方法。說絕對一點，論證漢藏語系絕大多數(shù)語言都同源的一個詞或一組詞，要比論證漢語和藏語兩個語言100個“同源詞”有價值得多。
四、余論
（一）漢藏語系歷史類型學問題。
與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討論相關，我們提出漢藏語系歷史類型學的命題。這個命題由漢藏語系音節(jié)結構類型、語法結構類型⑤、語序類型和語義分化和改變的歷史演變等許多專題研究所組成。這個研究的理論出發(fā)點是：一群有親緣關系的語言，他們在分化以前或者分化過程中，語言結構的基本類型是一致的，或者說相同或相近的。后來由于分化時間久遠，各自演變得面目全非了，那么如果我們把他們演變的脈絡搞清楚了，把各種語言的類型轉換的過程和原因弄清楚了，把各種語法范疇的語法化過程弄清楚了，不同方言、語言、語支、語族不管是平行發(fā)展也好，創(chuàng)新也好，由于語言接觸引起的區(qū)域趨同[18]也好，構擬不同層次的漢藏語系語言各類特點（包括同源詞和形態(tài)標記）或總體特點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我們把這種研究語言結構類型演變的課題稱為歷史類型學。它應該是語言發(fā)生學分類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補充。
（二）羌語支語言音節(jié)和形態(tài)同步演變問題。
我們在對羌語支語言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音節(jié)類型的改變與語法前綴的消長呈同步狀態(tài)。換句話說，音節(jié)的復輔音越多的語言，詞形變化的前綴也越豐富；隨著復輔音前置輔音類型和數(shù)量的減少，語法范疇的前綴功能也隨之減弱，數(shù)量減少，活躍程度降低。這種演變狀態(tài)由北向南、由多向少、由活躍到不活躍呈鏈狀演變。這就是本文開頭就提到的演變鏈問題。構成演變鏈是從許許多多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中概括出來的，我也曾經想給出一個量化的指標，但不很成功。這方面的想法往往體現(xiàn)在我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列入本文引用的第[12]、[16]參考文獻、文后注釋③以及有關原始漢藏語音節(jié)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一組相關的文章。
（三）羌語支語言僅僅十多種，在漢藏語系數(shù)百種語言的汪洋大海里，好比滄海一粟，使用人口也不足百萬。
但羌語支現(xiàn)存的許多語言事實，卻給我們許多啟示。順便說一句，羌語支語言現(xiàn)存的許多語音形式在原始藏緬語族乃至漢藏語系的構擬中會起到一定的橋梁作用。本人現(xiàn)在正在做羌語支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仍然處在資料排比、推斷、假設的進程中。當然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的眼睛會注視著藏緬語族歷史比較研究的成果，漢藏語系各種語言的研究成果，上古漢語的研究成果等，甚至還注意人類學、考古學方面的新成果。
（四）漢藏語系數(shù)據(jù)庫問題。
這個數(shù)據(jù)庫的建設始于1998年，當時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丁邦新教授的支持下完成了130種語言和方言的資料進入數(shù)據(jù)庫。2004年起，在教育部資金的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荷蘭皇家科學院合作，又完成一批資料進入數(shù)據(jù)庫。到2009年6月，漢藏語系詞匯語音數(shù)據(jù)庫（二期）通過專家鑒定⑥，接近400種語言和方言（包括各種層次的構擬約80萬條詞目）的資料已經入庫，一個開放性的檢索系統(tǒng)正在進一步完善⑦。我們希望為漢藏語系研究做一些扎扎實實的工作。它應該是一個新的研究平臺，既可以做各個層次的構擬，又可以檢驗已經初步論證的同源詞是否妥當，還可以檢驗構擬不同層次的原始語言的語音形式。我們更希望此項工作的完成以及投入使用，能夠對漢藏語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有所幫助和推進。
漢藏語系的研究寄希望于21世紀。
本文在2010年6月24日至25日在臺北舉行的《21世紀漢藏語系專題研討會》上發(fā)言時得到俄羅斯學者齊卡佳的中肯評價，特此致謝。
注釋：
�、俦救嗽�1983年起草《藏緬語語音和詞匯》一書的導論時已經提到了小舌音問題，后來，孫宏開、劉光坤在《也談西夏語里的小舌音問題》（《寧夏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較詳細地討論了羌語支里小舌音的分布、例證和同源關系。
�、趶垵ā恫卣Z詞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北京），本文有關古藏文的一些資料，主要來源于此書。
�、塾嘘P此問題的詳情請參閱孫宏開《論藏緬語語法結構類型的歷史演變》（《民族語文》1992年第5、6期）；《論藏緬語中動詞的使動范疇》（《民族語文》1998年第6期）；美國《藏緬區(qū)域語言學》第22卷第1期。
�、茉斍檎垍㈤唽O宏開執(zhí)筆的《西夏語比較研究》中詞匯比較研究一章。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該書由李范文主編，實際本人主持了研究工作，并撰寫詞匯比較部分。
�、萦嘘P此問題的研究，本人曾發(fā)表過相關文章，如《藏緬語語法結構類型的歷史演變》（《民族語文》1992年第5、6期）；后來又以“原始漢藏語音節(jié)結構構擬的理論思考”為副題討論過復輔音、單輔音系統(tǒng)、介音等問題，分別刊登在《民族語文》1999年第6期，2001年第1期、第6期。
�、�2009年6月2日，由孫宏開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語委）重點項目“漢藏語系語言詞匯語音資料庫檢索系統(tǒng)”通過專家鑒定。專家們一致通過的鑒定意見認為：“本資料庫設計思想先進，是目前漢藏語學界資料最豐富，檢索功能最強，而且可以和境內外資料交換和接軌的開放性的資料庫�！�
�、哧P于本數(shù)據(jù)庫檢索系統(tǒng)的詳細介紹，請參閱孫宏開、江荻《漢藏語詞匯數(shù)據(jù)庫檢索系統(tǒng)的價值和功能》載《漢藏語學報》，商務印書館，第217-225頁，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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