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地志物類描寫同文學價值概述論文

　　六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其動蕩的階段,但又是中國文學史上頗為繁榮的時代。其上接秦漢下啟唐宋,中國文學的各種體裁基本備齊。因此,六朝時期的文學研究自然受到學術(shù)界的廣泛重視。六朝地志作為這個時期頗為盛行的一種文體類型,相對于秦漢的地記來說,其記述的內(nèi)容愈加豐富,寫作體例愈加完善,敘事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成為早期地志向唐宋方志轉(zhuǎn)向的重要時期。 方志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籍中占有相當?shù)谋戎?而六朝地志是中國方志的一個重要發(fā)展階段。關(guān)于它的研究,早在唐代,劉知幾的《史通》[1]、杜佑《通典》[2]、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3]中就有相關(guān)評價。學術(shù)界普遍認為,直到方志進入全盛的明清時期,方志學才大體確立。顧炎武撰寫的《天下郡國利弊書》[4]和《肇域志》[5]開創(chuàng)了方志綜合研究的道路。章學誠在《文史通義》[6]將地方志從地理學中劃分出來,其中指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的方志概念。至民國時期,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7]之《方志學》繼承了章學誠的方志理論,認為“地方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稍后李泰棻的《方志學》[8]也同樣提出“在中央者,謂之史,在地方者謂之志,故志即史”的論斷。王葆心《方志學發(fā)微》[9]之《導源篇》分別從地理學、史學、經(jīng)學、文字學、雜家各方面論述了方志的淵源和流變。王庸《中國地理學史》[10]的第三章“地志史”第一節(jié)“漢隋間地志之發(fā)達”中對此期的地志作了論述。黎錦熙《方志今議》[11]和甘鵬云《方志商》[12]主要從修志角度進行了簡明的論述。傅振倫的《中國方志學通論》[13]不僅論述了方志的源流和發(fā)展歷史,還闡釋了方志的功用和在學術(shù)上的地位。

　　金達邁《方志文體研究》[20]從文體學和敘事學的角度和述了方志的`體裁分類以及記述方法。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21]和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22]主要從考證或輯佚的角度對中國古方志進行了收集整理,但后者的輯佚有所錯漏。 就國外的研究狀況而言,日本學者青山定雄在其《六朝之地記》[23]一文中對六朝地記作了輯佚,就當時地記之內(nèi)容與著者以及時代背景諸關(guān)系,進行了梳理。以上所列舉的專著對于讀者從宏觀上把握中國方志的源起和發(fā)展演變有重要的意義,但深入細致的具體研究還遠遠不夠,仍有進一步加強的必要。相對專著來說,近些年的單篇論文及學位論文對于六朝地記的研究愈加細致、深入。筆者認為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論述六朝地志文學性。王琳師《六朝地記:地理與文學的結(jié)合》[24]一文從六朝地記興盛的原因、寫景、記述傳聞故事與異物、影響以及評價五個方面對六朝地記作了較為細致深入的論述。其《略說六朝地記之寫景》[25]從地記中山水景物描寫的空間范圍、藝術(shù)手法、審美眼光等層面作了論述。唐志遠在其《六朝<異物志>與文學》[26]中列舉了六朝《異物志》17 種,探討了《異物志》與詠物賦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較為深入探討了《異物志》的文學性。但其對于異物志的收集還有遺漏之處,有待進一步完善。

　　第一章 六朝地志物類記述之溯源

　　第一節(jié) 先秦之物類記述

　　六朝是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史部脫離經(jīng)部的附屬成為獨立的門類,其中地志作品呈現(xiàn)出繁盛的景象。物類記述是這一時期地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文學價值。 物類記述最早應該追溯至《詩經(jīng)》、《楚辭》中的動物、植物、器物等的描寫,雖然其中的物類多起比興、象征等作用,但它們對自然物性的潛在性關(guān)注是物類記述的濫觴,其中的不少物類也成為六朝地志中物類記述的對象。此外,《山海經(jīng)》中大量異獸的描寫,或?qū)嵒蛱?《逸周書?王會解》對所獻物類的描述。至漢代,武帝開疆擴土,四方異物紛紛來獻中原,蠻夷的物產(chǎn)風俗載于史冊。名物羅列在西漢大賦中頻頻出現(xiàn),題東方朔《神異經(jīng)》、《十洲記》中記述了數(shù)量頗多的異物,而東漢詠物小賦往往對某一事物進行詳細描摹。沿著這樣一條發(fā)展脈絡,東漢楊孚《異物志》的出現(xiàn),直接開啟六朝地志中的物類記述之先河。中國古代涉及動植物以及器物等物類的典籍較多,《詩經(jīng)》、《楚辭》以及《爾雅》三書都涉及了大量的物類�！兑葜軙�》、《山海經(jīng)》中也包含了數(shù)量可觀的物類記述,尤其是《山海經(jīng)》中,記述了大量的奇異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或?qū)嵒蛱?或進行客觀詳述,或具有荒誕恍惚的神秘色彩。

　　第二節(jié) 漢代之物類記述

　　一、史書中的物類記載

　　翻檢漢代資料,有關(guān)物類記述的大多存在于史書、賦作以及地志等資料中。史書主要是《史記》之《匈奴列傳》、《大宛列傳》,《漢書》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的記載。賦作則是指西漢之大賦以及東漢詠物賦。地志作品諸如題東方朔之《神異經(jīng)》、《海內(nèi)十洲記》,東漢楊孚《異物志》。尤其是《異物志》開啟了六朝地志之物類記述的先河。隨著國家大一統(tǒng)時期的到來,疆域的擴張,漢朝與四夷八方交流逐漸加強,四夷八方之基本情況逐漸為中原人所知,其物產(chǎn)漸漸輸入中原地區(qū)�！妒酚洝贰ⅰ稘h書》中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這些內(nèi)容�！妒酚�?大宛列傳》中記載:“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盵78]張騫將在大宛的所見所聞為漢武帝一一道來,介紹了大宛、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枝、大夏等八個少數(shù)民族的基本情況。漢武帝聽后“欣欣以騫言為然”,并決定“廣地萬里,重九驛,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79]《漢書?匈奴列傳》與《漢書?西域列傳》中記載的少數(shù)民族的數(shù)量明顯增多,大小民族加起來近六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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