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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全球現代化創(chuàng)新綱要論文
在當今世界共同步入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時刻，人們日益發(fā)現自己周遭的現實生活越發(fā)呈現國際化的趨勢。每一個人不管置身于怎樣的國家、民族、政黨等局部社會群體中，都愈來愈習慣于用宏觀的視野來處理自身面臨的問題。同樣，作為代表局部社會群體利益的國家政治團體、黨派、教派勢力也都自覺選擇站在全球化背景下來。確立應對外部世界的觀念和政策。與國際接軌，參與世界范圍內涉及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軍事等領域廣泛交流與合作，被日益認定為是局部社群尋求更廣闊長遠發(fā)展的內在迫切需要。事實上，這種在開放形勢下，實現的世界范圍內局部共同體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正對從根本意義上消除共同體間的文化隔閡和觀念屏障，開創(chuàng)世界文明全面交匯共榮的局面起著積極有效的作用。
歷史的看，人類社會確由諸多不同背景的民族、國家、政黨、教派等集合組成，人們慣于根據自身所處的特定歷史、地域狀況來形成認識、改造世界的方式和立場。同時，強化人們這種建立在局域視野下的社會角色，并形成其相對牢固的人生價值判斷和情感投向，也是代表局域勢力的共同體集團所極力維護經營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作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早期階段，由于人們普遍的心智水平還停留在一個有待開化的程度，需要不同類型的共同體作為維系局域社會群體正常延續(xù)、發(fā)展的紐帶。于是這些共同體所倡導的帶有很強排他性、專斷性、教條性的思想與相應實踐對人類社會初級階段的有序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人類普遍心智水平的提高，主體認知實踐范圍的擴展、能力的加強。局域共同體灌輸給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便日益表現出狹隘、保守的負面效應。以致于當人類在形下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活動空間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廣闊時，卻仍然在群體潛意識之中固守著源于歷史的原始共同體形上的價值判斷和行為規(guī)范。使得人類在邁向更高文明的進化中，由于世界觀的落后以及對原有價值情結的執(zhí)守，造成了眾多共同體間激烈沖突和對抗事實。
因此，我們面對今天全球化浪潮的奔涌之勢，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認識到原始共同體價值傾向在當代的消極影響。它在全球化運動中更多體現出借揚世界一體化之名，行局部利益占有、個別權欲擴張之實。在宗旨上是極端局域勢力的維系。在方式上是強權與利誘的手段濫用。如此全球化與人類要求全面和平、平等交流、共同進步的大方向是相違背的。所以，真正堅定世界共和目標的人們應充分借助國際范圍內事實層面一體化進程的諸多有利現實，在尊重各局域共同體文化多元、平等共榮的基礎上，從價值觀，世界觀等形上層面作出與世界化趨勢相呼應的建設工作。為人類超越現有共同體互求功利、各自為政的局面，以達成全方位的社會共和、文化交融、道義互助、精神默契等理想狀況尋求確立全新理論依據與價值判斷。重新整合人類歷史文化資源，使之在廣泛意義上結成禍福與共、血脈相連的共融態(tài)勢。
當我們要為這實質意義的全球化進程作一定義時，便發(fā)現世界歷史上許多智圣先哲已經對此作過不同程度的描述，他們都曾超越各自所處的局域共同體，預言了人類必將走向大同的趨勢。這方面在東西方歷史上雖然闡述和實踐表現各不一樣，但究其精神實質卻是極其相同。我們會在先圣先哲的經典中看到來自東方儒道文化體系中有關“大同社會”的理想描述；來自西方古希臘羅馬文化有關斯多噶世界主義以及基督教普世精神的描述。這些早期先圣們對人類社會未來構想與預言，都極大豐富人們對世界前途的認識。這里我們首先要沿看現代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軌跡，上溯到其早期階段，探討全球化的源流。
西方全球化盡管自古希臘羅馬時期就開始有所體現，但真正形成普世主義并在全球廣泛流傳還是其標志“天道世界主義”的宗教文明時期。“天道世界主義” 全球化運動是通過天道教化的方式傳播到世間的。天道教化是直接呈現高于人理解能力的自然規(guī)律和法規(guī)，通過神圣人士的傳揚布道活動，以宗教的方式自上而下對人類社會的知行模式確立一套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律法規(guī)范。西方二大宗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便是以神道設教方式建立的天道世界主義價值體系。其通過種種制約人欲泛濫道德戒命和超越塵世的價值感召，激發(fā)人性中對內在精神品質提高和人生終極歸向實現的強烈愿望，從而達到超越人的本能欲求和局域共同體意識，在更廣大范圍內兌現社會團結、共融的局面。
“天道世界主義”全球化運動在人類文明早期的確發(fā)揮了巨大的凝聚人心，正向調動社會資源的作用。人們懷著與生俱來對冥冥之中自然規(guī)律的神秘感和畏懼感，順從地接受了來自超自然的宗教力量。他們一方面堅守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警醒，通過懺悔、禱告、行善、團契等方式來獲得靈性生命成長；另一方面，積極向更廣泛人群傳播其天道理念，通過和平的“傳福音”和訴諸武力的“圣戰(zhàn)”向世界推廣其普世主義的價值觀。
“天道世界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局限性在于強調天理對人欲的直接約束力，并遵循迅速簡易地擴充其影響更廣大人群。使得其在合理疏導人的本能欲求層面和充分闡發(fā)揭示宇宙自然道理層面均表現不足。同時宗教化特征也使人的知行狀態(tài)陷入某種程度的消極被動，一味聽命于神的安排，造成相應的人性弱化，求知意識淡薄，奴性意識加強。加上行為戒律的種種約束，使得人的自然欲求得不到適當的釋放和轉化，普遍存在著心理受抑和精神異化，人的內在智慧、道德潛能不能獲得真實的開發(fā)。另“天道世界主義”運動的宗派化特征使得人們建立起對自己所皈依教派的極度忠誠，并相應地排斥其他信仰宗派，形成非善即惡的二元價值判定方式，它導致了宗教派別間長期而頻繁的矛盾和沖突。
中世紀以來，隨著歐洲人文主義運動的興起。人的自由精神、自主意志得到了很大的發(fā)揚。于是社會理想也逐漸表現出日益傾向人間成就，人性解放的特征，一改中世紀以前，人們熱切想往回歸以神主宰天國而表現出對現世的厭離情緒。隨著地理大發(fā)現，科學技術及生產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們似乎感到生活在地球上也能獲得不少自由與歡樂。于是對塵世利樂的追求便以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為標志，逐漸在其導引下成為近現代全球普遍認可的價值趨向。它一方面是對中世紀以來，西方宗教文化中過于禁錮壓制人欲的反動，從另一極端呈現放逐本能的事實。另一方面對極大地激發(fā)了人自身的的主觀能動性，廣泛地促成了人類前所未有地國際化背景下的社會經營活動，使得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都拓展和加快了世界一體化進程。
這種“事實形態(tài)”的世界一體化運動是以資產階級的重商主義為觀念原動力，以歐洲國家的全球殖民活動為開端。英國、西班牙、荷蘭儼然成為功利世界主義的先鋒代表，他們以非凡的勇氣膽識，超人的聰明意志，在很短時間便將歐洲文明帶到了世界各地。那是一個強勢文明取代弱勢文明，充滿血與火的野蠻征服的時代。理智的人們在接受資本主義無與倫比的創(chuàng)造開拓精神之余，也相應地對其征服世界方式和建立在原欲實現基礎上的價值觀產生質疑。于是一批反對重商資本主義價值尋求，要求在合理、有序、道義、適度基礎上建立社會理想的杰出人士便應運而生。這就是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們。
值得注意的是，在資產階級向全球施展其最野蠻的掠奪和占有時，宗教，作為一種制約人之劣根性影響的文明力量，始終未再次發(fā)揮主導作用。而人間非道義、不公正的事實糾正在近代完全讓權給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標志，以蘇聯、中國等國家的無產階級解放為實踐標志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時，作為這一運動的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理想，也是極具國際化意義的。它是在資本主義建立于自我利益占有，強權征服，人欲終極自由實現為特征的世界一體化趨勢下，營造的一種有益于人類社會道德，精神品質提升的全球化理想。它不同于宗教文明以神的律法教規(guī)為社會統(tǒng)合力，而是堅信人的自覺自善的本性，充分發(fā)揮其主觀能動性，讓人性內蘊的道義、公正、良知得到足夠的發(fā)揚。社會主義制度相比英、美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世界主義理想，更突出社會公正，人倫改善，道義伸張的理想關懷。這樣，到20世紀中葉，世界范圍內便形成了兩個共同堅持人道精神但各存不同角度傳播世界一體化理想的陣營：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兩個陣營的領導者都是胸懷世界，目光遠大，意在用自己認定的世界觀、價值觀改造人類社會。他們是最堅定徹底的世界一體化理想主義者，但是他們在傳播“真理”和“福音”的方式上隨著社會進程表現了不同的方法論。
后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由于過分相信自身超越資本主義的價值內容，日益忽視社會改造手段上人的本能層面合理調整，專制、爭斗之風日盛，初期社會正向資源日漸匱乏，人們自我功利欲求隨著社會理想宣揚力度削弱而相應增強，體制內人心渙散，社會主義的原有價值體系不能繼續(xù)發(fā)揮全方位有效整合的作用，使之在20世紀末以來的世界范圍內一直處于運動的低潮。
而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由于在與社會主義爭奪世界領導權的較量中，不斷地修正自身原始積累以來的權利獲取和占有方式，加之科學、民主精神的廣泛傳播，極大激發(fā)了人們的創(chuàng)造性和自主性。同時相對合乎人情的管理方式和迎合人欲的社會經濟、文化環(huán)境，也使人們日益滿足沉溺于現實生存狀態(tài)。人們出于本能地接受現有資本主義制度并為維護其發(fā)展和將其世界化做著不斷的努力。
于是，在人類步入21世紀的今天，盡管人們在更多談論著民主、自由、多元化的同時，社會現實中也呈現出多種文化形態(tài)并存、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局面。但實質上人類較20世紀中葉以來，全面進入了一個單質化的時代，即在以功利資本主義價值觀全球化為標志的單質社會。到目前為止，任何文化政治團體都沒有力量重新在廣泛意義上恢復社會主義帶給世界空前的道義共鳴，普世關懷、人倫感化，群體團結和文化理想追求等方面超越人本能欲求之上的內涵。在一定意義上，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制度體現，更是一種精神感召。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在20世紀末取得冷戰(zhàn)勝利并大張旗鼓地將其社會理想世界化同時，也很明顯地暴露出其固守價值觀缺陷。這是失去制衡力量資本主義自然顯露出的不因手段改善便能解決的源于資本主義文化本質的弊端。若將現有資本主義作為全球模式廣泛推廣，必然導致世俗物質文化的泛濫。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充斥著社會功利紛爭與矛盾，同時使人文資源和人的精神世界置于荒蕪冷落的境地�，F代社會雖然使人們的物質利益獲得極大滿足，但精神家園卻沒有歸向之處。整個社會缺乏長遠的、利他的、公義的價值導向。生存其中的人們自然養(yǎng)成短線的、利已的功利的行為習慣。資本主義世界化只在外表上兌現了一個國際形象。
人類尋求文明超越的歷程在經歷了“天道世界主義”運動，科學社會主義的階段后，正在從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向人文全球現代化轉化。從進化論意義上講，宗教是人類文明的初級形態(tài)，是建立在維護人類有序生存，防御行為失范的基礎上的。隨著人類普遍心智水平的提高，宗教愈來愈成為人類個性解放，求知創(chuàng)新、人格成長的障礙。于是隨著人文主義的傳揚，資產階級的革命，以及工業(yè)文明的蔓延，資本主義充分繼承了宗教文明具有的普世精神，開始向世界滲透其影響力。直到今天，資本主義已經在全世界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正如宗教文明在中世紀發(fā)展全盛期所必然出現的危機，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也在其充分實現了全球擴張夢想、達到鼎盛之時，暴露出其嚴重缺陷。人類必然要從終極關懷的立場來清算資本主義作為人類中級形態(tài)文明的過分世俗化，本能化價值取向之負面影響。它雖然很大地實現人性自主開拓，創(chuàng)新發(fā)展，但由于價值歸向上缺乏超越功利的精神內涵，仍然不能實現人類社會更高層面的整合、共融。人類內在精神生活和生活人倫沒有獲得充分的建設和開發(fā)。種種跡象表明資本主義正處于被優(yōu)化和改造的前期，它必將被注入新的內容，以實現人類向更高文明階段的邁進。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一個無處不打上人的活動印跡的世界，人已全面成為了地球主宰者。但這一擁有巨大權柄和活力的高等物種仍只停留在智力水平和意志品質的開發(fā)利用狀態(tài)。人類，從總體上還未達到將自己修煉為完善的“萬物之靈”地步，出于私欲本能的一切經營都表明人類文明仍處于一個較為初級的進化階段，與其高度發(fā)達智力水平和意志品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相對低下的道德水平和終極價值判斷能力。人類社會還不能形成一種對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能激發(fā)道義、良知等品德成長的氛圍，反而充斥著個我實現、原欲誘惑的價值引導，使得當出現愈來愈多的人倫缺失、社會動蕩時，與其就事論事地急于處理具體問題，是否更應該關注我們觀念、文化建設上所出現的失誤。人是社會的人，有什么樣的社會形態(tài)，就造就什么樣的社會人格。而社會形態(tài)又受其認定的價值觀念、社會理想信念的直接影響。目前，由于人類文明的近現代一體化進程加快，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進入到以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為引導的現代化發(fā)展階段，使得在這種主流資本主義文化影響下，全世界都表現出所面對社會、自然問題的相同境遇特征。這樣，一個相對有利的事實擺到文化建設者面前，即可以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廣大時空中考慮對全球化背景下主流文化的改造@#?x?/p>
在人類面向種種對資本權利無止境欲求和無公義占有而導致社會政治動蕩、自然生態(tài)危機、人倫扭曲失調、精神消沉空虛等現實時，必然應當由人類自身（不是神）生長出防范人類行為進一步失范，改善社會存在狀況的道義文化力量。他是人類避免自取滅亡，尋求現實自我拯救的努力，是制約改善現實人的生存方式，但完全建立在觀念建設、文化感召、和平治理的基礎上。這種完全出于人自為自善的價值理想便是人文全球現代化理想。
人文全球現代化的傳統(tǒng)是從東方文化體系中最先生發(fā)的。它是建立在以人為中心，遵重人的求真致善本性，并通過一系列社會文化教育手段引導人趨于世界觀豐富完善，人格道德的成熟健全。這種人文設教不同于神道設教，它更突出在理解人性本能欲求基礎上，因勢利導地幫助人提升世界觀認識。以種種文化藝術手段，將人們克服偏狹人欲，實現道德成長變成一種自覺自愿的樂趣之事。這種貫穿于生活，形似于游藝的教化手段成為東方人格完成“內圣外王”“返樸歸真”人生境界的保證。
東方以中國文化為表現的人文世界化傳統(tǒng)更善于從內在調動人潛在的天道體驗，實現從內在擴充每個人的終極關懷和真理尋求的渴望，培養(yǎng)一種深厚的天下與個我共命運，同休戚的“家天下”情懷。所以梁漱溟先生說：“歷史上中國的發(fā)展是作為一個世界以發(fā)展的”，而不是僅作為一個國家、民族的意義。同時遵循“文化至上”的原則。這種文化應是指非強制的道德教化，她表現為人本發(fā)揚、良知開啟、文化感召等特色。使得古代中國最終成為一個多民族和睦相處，精神文化高度發(fā)達，講情義，重人倫，樸實自然，智慧仁愛的禮義道德之邦。從歷史時期上分析，至少漢朝在充分接受秦朝政治上實行“民族主義”策略導致政治手段上過于專制、保守而終于滅亡的教訓，吸收了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包含世界一體化文化：孔孟與老莊的思想。最終如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所言：“到漢朝以后，就放棄了戰(zhàn)國時代的好戰(zhàn)精神……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保ā墩雇皇兰o》----湯恩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第294?95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1版。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所蘊藏的極豐富人文意趣和大同精神將中國人對自然理解能力和道德自我完善要求都推向一個較高的水平。同時中國古代文明超越了人類社會由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自然推進的發(fā)展規(guī)律，直接表現為對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啟迪和開發(fā)，由內向外的通過文化的手段實現社會問題的根本治理。這種以善化人性為前提的人本政治觀念和文化立意，在世界范圍的文明形態(tài)中確實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是“早熟的”。正因為這種更接近終極意味的“早熟”文明形態(tài)，中華古國才表現出極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極高的道義感召力。他通過其獨特的人文攝服力，表現了化干戈為玉帛，化腐朽為神奇，轉人欲入道智，轉人道成王道的治世效果。以一派自然和平的氣象令人性回歸真、善、美的佳境，實現了天理人道的交通與共融。
如果將中華古代文明偏重文化治世，直指人性的道德啟迪等特征理解為“跳躍”式社會進化形態(tài)。那么現代人類文明偏重經濟發(fā)展，科學、民主精神發(fā)揚則可理解為“漸變”式社會進化形態(tài)。后者肩負著對更廣大人群的文明啟蒙和引導之職必然遵循為多數人心智接受和理喻的方式，其漸進化、通俗化的文明闡述就顯得十分必要。并且這種現代化文明漸進歷程還遵循人的主觀能動行為活動下物極必反的反應原則，以表現出人類自身對文明調控和改善能力。當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成就了其經濟、科技、民主、法制等方面文化普世擴張和傳播后，仍然不能夠實現全面有效的社會治理和調動，這時中華文明獨具的人倫、道德、文化治世資源理應在當今世界發(fā)揮其巨大的效用，不失時機地促成人類文明跨上一個新的臺階。這就是我們要大力弘揚和推廣人文全球現代化理想的原由。
人文全球現代化是在人類制度文明、經濟文明基礎之上，對東西方古代先哲們提出的大同社會，世界共和的境界作進一步的現代實踐，以期在更高層面完善人類文明。今天的人類比歷史上任何階段都更關注自身的自由與解放；社會管理、協調的主動、自覺；現實生活拓展之豐富與廣闊。人們比以往任何歷史階段都更擁有頑強生存意志和自我完善的渴望。因此，為了克服種種生活、自然危機困境，理智地選擇一條適合于全體人群長久、合理、有序的發(fā)展道路是今天日益趨于心智成熟人類的共識。每一個人，無論處于以往怎樣的民族文化熏陶，國家政治影響，宗教派別歸屬。今天，都要學會站在全體人類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個我與群體的相互關系，尋求共同協調發(fā)展之可能，同時遵循平等交流、和平共處的合作原則。日益成熟了的人類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僅僅以其發(fā)達的經濟、科技文明立足于世，更要擅于開發(fā)人類在文化、道德建設上的潛能。力使在智力、意志品質之上完善人本具的仁愛、正義、智慧品質。而這些更內在的品質便是構建人類大同社會，成就理想人文世界的基礎保證。
于是，人文全球現代化理想得以傳播，關鍵在于樹立以精神文化價值導向為主體地人生觀、世界觀。在全社會培養(yǎng)一種以重文化、講道德、愛公益的良好風氣。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時時體會到人與自然、社會更內在的文化意義，使個體生命獲得不斷的充實與健全，逐漸從對外在物化生活的尋求轉向關注心靈品質與精神涵養(yǎng)的豐富與提高，學會和平、寬容、仁愛的人生態(tài)度。人文全球現代化理想是新世紀人類的“福音”，她是人類克服目前各種生存困境，尋求和平與進步，重建精神家園等一系列要求的支柱。他將指導人類一方面充分反省現實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種種過失和誤區(qū)，積極調動人們從形下層面作出多方面的補救與治理，防止事態(tài)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他將幫助人們從內心世界完成天道與人性溝通，實現人類的終極意義的道德體認。通過“心靈改良”等文化教育運動，讓更多優(yōu)秀的人性道德品質重新在社會生活中復活，令世界重新充滿關愛、友善、公義、良知。新世界文明一體化的 “福音”將以東方精神文明傳統(tǒng)的現代復興為契機，使人文大同理想傳播到全球，促成人類終極意義上的自由與解放和世界人民的團結與共融的勢態(tài)。每個地球村民都將在經過這一文化浪潮的洗禮中而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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